( 张：媒体的问题是与我们前面谈的种种问题紧密相关的。ww它既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交互作用的“场”，又是消费化、商品化的纽带，又是全球化的展的一个结果。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家里至少都有一台电视机。至于报纸，像街头摊上的小报等也有了空前的繁荣。媒体的影响力的扩大也的确让人震惊，这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对媒体的看法，一种是“压抑论”，认为媒体导致了人们对自己的真实的要求的误认，因而是一种完全负面的东西。这种看法好像是相当流行的。但在具体分析上也有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海外的研究者强调政治­性­的东西多一点，往往还是将中国内地的媒体视为一种平面的宣传工具。而本土的学者则往往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商业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或是导致了文化的低俗化等等。这里面其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更切实、更仔细地加以讨论，而不是仓促下结论。这样才能得到较为明澈的认知。

我觉得对于“媒体”的理解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大众”和“大众文化”的看法。我们以往的文化思路中是没有“大众”的，只有一个极为神圣、极为超验的“人民”的概念，往往我们连起来说“人民大众”，但却只是关注一个永恒的历史主体——人民。ww这个“人民”是非常崇高和理想的，它也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从根本上超出了具体的人。“人民”是十分抽象的概念。这让我想到有关“文革”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去买东西，售货员对他态度不好。他很生气，念出了语录：“为人民服务。”可售货员来得也很快，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这里因为人民是历史主体的象征，一个个人不足以承载这么大的概念，所以他也无话可说。这里还有个事值得一说，就是《大众电影》杂志，50年代、60年代一直叫这个名字，可是70年代后期复刊时却叫《人民电影》，到了1979年以后才改回到《大众电影》。你可以现这里面用词看起来差不多，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异的。“人民”是比较抽象，比较高的，而“大众”则是比较世俗的，比较低的。在中文中这两个词之间的意义的差别还是很耐琢磨的。我的想法是“新时期”虽然追求崇高，追求总体­性­地解决一切问题，但它是承认与“人民”有区别的“大众”的存在的。实际上离开了世俗的“大众”，“人民”又何在呢？从1979年以来，媒体崛起了，它与商业化是联起来的。1979年中国电视里播出了第一条广告，还有1978年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望乡》、《追捕》等几个日本电影。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坐在邻居家的一台九英寸的电视机前面，看这些电影时的兴奋的心。巴金的《随想录》的第一篇都是为“大众文化”的出现辩护的，题目就是《谈〈望乡〉》，回击了一些保守的人的看法。当时对于“大众”的多样的需求通过媒体的展来得到满足这一点，好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以至于把这几部同时在影院里刚刚放映的轮电影拿到电视这种媒体来上映。这一方面说明那时电视还不足以威胁电影院线的生存，它本身还不够普及；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家对于媒体展的巨大热。所以七八十年代好像人们对媒体的看法还不是相当消极的。你作为一个与整个“新时期”同步走过来的作家，不知对于媒体的这种展有何看法？

刘：我觉得媒体是随着市场经济展兴起的。它在70年代末、80年代都有一个与改革开放相联系的背景。

张：我还记得1979年3月，邓小平访美时，电视里演了一些美国节目的实况转播。当时看着的确非常新鲜。

刘：我觉得你举出的许多现象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从70年代末就形成了，而且一直保持到了今天，这就是国家媒体内部也有了一些有差异的声音。这在五六十年代是根本不可能的。过去我们一看就看“两报一刊”，这是领导、中央的声音，声音是完全一致、完全统一的。但现在这些年的况是有变化的。《红旗》杂志已逐渐分流出去了，它已经变为了《求是》，虽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已难以从其中了解当下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内容了。甚至还出现了像《中流》、《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之类的刊物。它持有一种和主流不同的声音，有时甚至公开和主流思想争论，也是和主流的社会文化思路争论。我觉得这种况民间往往是不太重视的，但它的意义也不应该忽视。它喻示了一个过去的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一些东西。从这么一种很特殊的国家内部的差异­性­的存在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当下的社会选择的独特­性­。这是相当有趣的。这种和当前的思想、社会展方向不尽一致，在党内，或在用党的经费办的报刊上出有差异的声音，让人觉得是提供了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现象是我们思考媒体时，绝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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