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上，我们如果从你说的角度再往下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现，媒体的确是有了极大的变化，原来的媒体无论是一份晚报，或是一台晚会综艺节目，一般要主要反映党的方针政策，或是宣传一种­精­神。***现在的变化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一个就是广告现象，现在广告几乎弥漫于各种媒体之中。即使是很大的报纸也刊出几乎整版的广告。这些广告宣传的都是一种过去严格拒绝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甚至有不少都采用了在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中是被否定和批判的东西，诸如什么富豪、贵族、帝王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对敌人的称谓。可如今这些都变成了生活消费的一种时尚。甚至国家的报纸、电视台中也都有大量的广告。这在国外也是不多见的，如我在瑞典时，现他们的官方电视台里根本就不播广告。那里有商业电视台，才以播广告为主。我们这里中央电视台却是最大的广告经营者。这说明广告的确表现了中国媒体的转型。ww我在上海的许多地方看了一种大的显示屏，上海这种显示屏比北京多得多。这种显示屏上不断地在播放许多的广告，当然其间也有些是新闻或口号之类的穿Сhā，但时间是比较少的。我看到人民广场上的那块显示屏上有各式各样的广告，这个广场的名字也很有趣，正好合乎你刚才的分析。而东方明珠电视塔边的大屏幕，也是充满了广告的。这恐怕也是世界上自有社会主义国家以来，最为独特，恐怕还没有过的现象。这恐怕也是文化人的许多焦虑产生的原因，以至于我有时候也提问，能这么做么？这么做合适么？

另一个很明显的事是许多报纸走的都是市民化的路子。各省市除了那份主要报纸国家仍给予充足的补贴；或是由于它传统上的行量相当大，广告收入很多，不需要做什么变动，就能维持运转；但其他报纸都不能不走市场的路子，不能不适应大众文化的趣味。这种现象在广东的报纸中尤其多。不少新创刊的报纸，只是拿到一个号，有一个主管单位，其他的运作都是在市场中自己展的。像《南方周末》、《羊城晚报》都还是大报格局，跟我联系的还有《粤港信息日报》、《粤港企业家报》等等。各­色­报纸就在广州这么一个地方林林总总地存在、展。深圳是个弹丸之地，但和我联系的报纸就有《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金融早报》、《开放日报》等等。这么多报纸都是有合法的登记证号的。像惠州有一个报叫《现代生活报》，这个报就是一个外地女士，做生意了财，就办了一份报纸，给一些文化人、知名人士寄赠。这些报纸的民间­色­彩是相当浓的。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很有趣的，本来新闻出版署宣布再也不批准增加新的报刊了，但我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份新创刊的刊物或报纸的约稿信。这些报纸、刊物几乎都登记成功了，这些报刊实际上并不真的属于一个党政机关，虽然它可能挂靠在某个机关，找到一个刊号之后，它就可以运作。实际上，可能它里面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是些没有正式编制的人。另一方面，它如果在法律法规的限制之内活动，几乎就没有任何行政­性­的­干­预，其可供运作的空间是极大的。不但可能是我们国家没有过这样大的自由度，恐怕也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做到的。第三个方面是它的赢利目的，商业­色­彩非常浓，正因为它不商业化就没法存在，所以不能不制造许多颇有耸动­性­的话题，有时是没事找事。由于他们这些报纸非常活跃，抢占了不少地盘，导致了不少国家报纸，那些不太重要的国家报纸，由于编辑人员相对年轻，管理也不那么严格，这些报纸也往往趋于离心化。像《北京青年报》，它确实是北京团市委的机关报，但它却采取了相当特殊的方式，采用了很明确的市场的导向。从版式的设计，到标题的安排都有它的独到之处，有时候甚或超规范地“抢新闻”。这些报纸一定程度上也是那种社会填充物，是所谓“摊报摊刊”，它的编辑记者也往往采用合同制、临时聘用等办法雇用，所以其走向必然受这种状况的制约。这就决定它一定要包装好。它们还有一个方面的特点，也就是这些刊物追求与国际接轨，还标榜它是国际行。它很希望超出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的特点，做得很国际化。

3.（二）媒体、知识分子、大众（1）

( 刘：这些传媒景观确实很芜乱，很复杂，很难界定，很难弄清，它会造成很多种面向的效应。***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充满活力的，文化人对它还是不能采取一种消灭的、敌视的态度，而是必须直接面对这种现状，作出分析阐释，不能把“大众”视为仇敌。目前的“文化冒险主义”，恐怕就是对文化领域的一些这样的现象，十分恐惧和激愤，导致了极端主义的诉求，要在文化领域中进行一种“清扫”运动。这样的事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教训实在是已经很深了。诸如胡风集团，显然是认为不够清洁因而要清扫掉，到了反“右派”时一下子有几十万人被宣判为不清洁，也清扫掉了。但这以后又觉像邵荃麟这样的原来反右斗争中没问题的人也仍然不清洁，居然主张“中间人物论”，也要扫掉。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清洁的人那就已经成千成万了。像周扬这样领导文艺界，做过许多批判的工作的人，在姚文元一类人看来也仍然不清洁，于是《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样的文章就成了战斗的檄文。这样高举“清洁”的旗帜，最后当然是“成果累累”。清洁到最后，诸如什么《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这样很革命的作品也不清洁，像赵树理这样的以农民语写作、最为深入民间的作家也不清洁。所以高举清洁的旗帜，横扫千军，可谓是痛快淋漓，不过这里的界限和限度问题却是无法确定的，只有这么无限地清洁下去了。其实连**这样极具理想­精­神的人物都反复强调“水至清则无鱼”，强调“人无完人”，更何况今天高举“清洁”口号的了，最后只能变成奥姆真理教式的向普通人宣战，进行**消灭了。所以“清洁”的旗帜本身是有相当的消极­性­的。我们也一定要对此保持一些清醒的、仔细的分析。

张：你的分析相当清晰，讲得很透了。实际上有些文化冒险主义者，也是生活在媒体之中，如在充满着他认定有不洁的气息的广告的报纸上接受采访。像张承志有些提法的确是非常之可笑的。如他有一篇文章名为《撕名片的方法》就要撕掉所有的名片，拒绝与俗世俗人打交道，但却又不断在俗世的报纸、杂志上文章。当然有人就写杂文挖苦了，问他为什么既然已撕掉了所有名片，不和俗人交往了，却又能准确无误地将文章寄到大杂志的编辑那里？这的确相当可笑。这些人的尴尬处境在于，他们既要反对、彻底否定媒体的作用和功能，但又不能不处于媒体之中，不能不依靠媒体来自我宣传，这就使得他们进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当然这也有它可以理解的一面，也就是体现、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难以进入市场化的社会进程，也对于这种进程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焦虑。他们对于传媒的仇恨恐怕还是来源于解释失灵的­精­神的震荡的结果。这个困境如果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冒险的思路恐怕很难消除掉。

刘：他们有一种说法，把目前的许多文化现象均称之为“泡沫”，认定这些泡沫是极其有害的。他们要求写出作品就要伟大，一办刊物即求不朽。这种高见高则高矣，却也是并无道理的。其实“泡沫”也要作具体分析，没有“泡沫”，也不会有伟大的作品。“泡沫”的出现，是活水在流动的标志，是生机和活力的标志。我想“泡沫”的确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但它却装点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也还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而且有些甚至当时被视为“泡沫”的，后世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像《红楼梦》，也并非是绝对的清洁之作，里面也有诸如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之类的描写，也在当时以诗词为高雅文学的时代里用的是一种相当通俗的形式，而它的意义却是“五四”以后才为人们所深识的。由此看来，对于“泡沫”恐怕也不能笼而统之，远远一望就加以清扫，所以媒体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张：我还有一个想法，目前还出现了一批不可忽略的大型的文化、文学类的刊物，被记者们称之为“白领丽刊”的，像《东方》、《大家》、《战略与管理》、《上海文化》等等。还有我们几个朋友办起来的《今日先锋》。这些刊物里有一些是由政府资助的，但更多的却是由民间的力量进行运作的。这些刊物都相当­精­美，其定位也是文化­性­、思想­性­的探讨，或是纯文学的刊物。这也是在市民社会中展出来的，得到国家的认可的刊物。它们探讨的问题都是大文化的，其关切也相当高层次，而且销售也日渐看好。这种新的媒体也只有在这个市场化的时代里才可能出现。如果没有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市场，我们就会只有《求是》，不会有《东方》。而现在我们既有《求是》又有《东方》，况就非常有趣。像《读书》杂志，它定位非常明确，这些年来也在非常平稳地增加销售量。它可以说是很清楚地成为知识阶层的刊物，提供新的知识视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知识阶层的一些利益的和感的诉求。这个刊物却越办越成功，几乎成了当下文化中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所以随着市场化的成长，一个相对收入较高，有很好的文化素养的白领阶层也在形成之中。他们对于文化是有关切和了解的，他们的存在也是市场的育日渐成熟的结果。市场化固然造成了比较俗的文化的扩张，但也为雅俗分流、雅文化本身的自我展创造了条件。过去雅俗文化是一锅煮，没有比较清晰的差别和界定。读书看戏大家都是欣赏同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究竟是雅是俗也不清楚，所以产生了雅文化极为达的印象。其实五六十年代的文化里究竟什么算是“雅”的，什么算是“俗”的，是极难区分的。那时的文化与计划体制的一体化的管理是同构的。但现在是雅俗的分流比较清楚，多样化为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比较明确地进行选择。同时这种市场化，也使得国家更明确地支持和扶助高雅艺术，国家开始将自己的有限的资源投入高雅艺术之中。过去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诉求反而由市场自身来实现了。过去多少年要求作家下去，要求喜闻乐见，但似乎总是成效不彰，以致有一种强烈的“大众化”焦虑，如认定中宣部是“阎王殿”，其原因出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在占领舞台，工农兵不够多。但现在许多年达不到的目标却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悄然达到了。当然目前文化市场中问题仍然不少，但却毕竟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机制，都已达到了国家不必再强调大众化的程度，足见市场本身的力量。原来在五六十年代或70年代前期，一直在被批判、被否定的“大、洋、古”，几十年没有被政治的声浪弄垮，但在市场中却反而风雨飘摇了。不过分流之后，这种雅文化的自身运作也进一步规范化了。国家对它的支持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规范的自身运作的“高雅艺术”，像交响乐芭蕾舞等等都是这样依赖国家的支持。现在这些都有相当大的资源的支持。所以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要清扫的、觉得社会不洁的人，一方面硬是认为国家对高雅艺术没有支持，另一方面要消灭大众文化，这就形成了他们相当模糊的立场。我想高雅艺术的确是亟待支持的，而且也获得了支持和稳定的观赏群。但现在我们似乎也应加强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有一些实事求是的解释和分析，而不是采用 ...

(一笔抹杀的方法。这似乎是我们与文化冒险主义的区别。其实进行文化冒险主义的写作的人，出自己声音的途径也依然是市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它也是市场里的一部分，尽管它可能影响力较为有限，但它也是市场中的多极的一极。像最近炒得非常热的“抵抗投降书系”，也是依靠二渠道运作的，依靠书摊来卖的。虽然它宣传张承志和张炜的思想，激烈地批判市场和世俗文化，但却是依靠市场和世俗文化来运作。我想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种矛盾，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需要在这种市场化的多元的选择之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如对于张承志、张炜的那些非常激烈的、相当绪化的论，确实不应沉默，不应只让这种反对世俗文化，压抑差异和不同的意见的观念出声音，而其他声音则不能出，这种现象是不能接受的。这些文化冒险主义者已出了挑战书。他们当然有权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但其他人也应该出他们与之争辩的声音。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对于真理的垄断权，而是必须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构成“众声喧哗”。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我们也有责任出声音，这也是我们应有的社会责任。

1.（一）“新时期”之初的“启蒙”（1）

( 张：前面我们已经把许多问题，特别是比较大的问题展开了。ww***现在我们进入另一些与我们自身更近的话题之中，主要是想清理一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的演变。因为文学与文化思潮的演变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必须稍稍清理一下80年代以来的思潮，也是清理我们走过来的路。在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清理，但我觉得其间最为关键的恐怕是一个“启蒙”的问题。这似乎也是自“五四”开始贯穿于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民族的巨大的困局，试图以新的思想、观念教育启民众，促进民众的觉悟，这正是启蒙的思想基础。这种启蒙有一个特点，也就是“我”启“你”蒙。知识分子乃是已觉悟者，而群众或人民则是未觉悟者。它的文化设计是一旦人们获得了觉悟，则社会能够得以迅速展。这种思路在整个“新时期”文化中是居于主导的地位的。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身份在“新时期”文化中是相当清晰的。这种启蒙意识使知识分子居于一个文化中心的“位置”上。像李泽厚就曾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确乎起了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者的作用。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点在近现代中国便更为突出。中外古今在他们心灵上思想上的错综交织，融会冲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逻辑，至今仍然如此。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能从传统中转换出来，用创造­性­的历史工作，把中国真正引向世界，是虽连绵万代却至今尚远未完成的课题。ww这仍是一条漫长的路。”

李泽厚这一段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的话讲得非常清楚，把中国“引向世界”完成现代化是靠知识分子来进行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提供思想，提供向前展的合法­性­的地位在李泽厚这里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这也是一个“启蒙者”地位的确立。但90年代以后中国展的过程却超出了知识分子的把握和估计。应该说“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直到“人­性­”、“主体”等等问题的提出，知识分子的确在“新时期”文化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但到了“后新时期”，这种作用仿佛不那么清晰了。对社会展方面、社会进程的走向及社会话语的运作所起的作用不那么明显了。特别是9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展速度仍很快，而且其方法和道路也与80年代有了极大的反差。这种“边缘化”处境的出现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激愤之。但也是一个估价、反思“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的作用的机会。好像知识分子正在面临着自己的重新定位，重新寻找自身的“位置”的时刻。这次1995年的大争论、大分歧，我们与文化冒险主义者的分歧和争论无非喻示着知识分子内部的旧的“共识”业已破裂，喻示着知识分子也要重新选择。这里牵涉着许许多多问题，但其中心却仍是如何看待“启蒙”这样一个伟大的叙事的问题。

刘：有关“启蒙”的说法，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认定有极为严重的蒙昧存在，由于某种原因，人们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清楚，必须要进行教育，或是由于大的变革要出现了，这个时候，作为启蒙者的角­色­一定非常重要，社会也一定要提供一个空间，为启蒙创造一些条件，而且启蒙也能迅速收到一些效果。民众也会很快吸纳这种声音，甚至也能影响社会群体的行为。“新时期”以来的整个启蒙的进程，我本人也是一个参与者，等于说我是自己来反思这个进程本身。我甚至还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是比较中心的，一度还是相当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形成了一个很巨大的社会心理空间。1976年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是一个起点，由这个起点开始，很多问题就可以逐步解决了。如“文革”的评价，“四五”运动的评价，这些政治问题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个人私生活的问题，诸如爱问题，按阶级出身给群体和个人定位的问题，个人财产权的问题等等。当时由于进入了华国锋时代，政治上的转变还是比较缓慢的。政治家所考虑的是“班子”的问题，主要是由什么样的人来领导中国的问题，就一直在进行组织的调整。直到1978年逐渐调整到以邓小平为中心的结构，真正调整好政治结构问题要到1980年了。但这个社会的群体的心理空间在转变中出现了许多空白，填补是很困难的。因此反而是文学提供了对这种转变的一种投­射­，像电影这样的艺术也是速度较慢的，因为它有个工业化制作的问题，是个规模行为。而文学则比较简单，只要有个人写出来了，有个刊物给他表，这个过程就完成了。而当时刊物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它一旦出现就传播得很快。像《班主任》这样文学­性­较差的作品，也能够造成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反响。像《爱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也是影响大到了完全不能想象的地步。这三篇小说看起来有点可笑，它们提出的问题都让人震惊地简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竟还需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但事就真的到了这个地步。《班主任》提出的是一个面对世界文化的问题，它得出的是一个很粗略的答案，就是说你还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和世界的文明断裂与隔绝。即使这篇小说所举的例子是像《牛虻》这样在世界文学中根本没有多少地位的作品，但它的指向是明确的。民众在此时已对于这种既与古典文化又与外界文化隔绝的状况感到不满和压抑。当时由《人民文学》杂志表，一下子造成了轰动。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否定“文革”的，因为“文革”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是要封闭的，要把一切，从西方到中国古典，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及十七年的文学统统一笔抹杀，全部消灭。这个小说填补了这个空间，形成了一种启蒙的文化。它提出了一个要不要传统与外部文明的问题，它的结论很明确，就是：还要。

2.（一）“新时期”之初的“启蒙”（2）

( 《爱的位置》也是比较有趣的，它提出了一个个体生命价值问题。ww***它提出一个人除了作为革命的螺丝钉之外，他的感的要求还该不该存在的问题。《醒来吧，弟弟》的启蒙是想探究我们是否还有希望。这是针对当时在一片震惊与困惑中，很多人出现的一种绝望的绪而的。这几篇小说各有自己试图启蒙的读者群，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当时还有许多作家也是努力这样做的，卢新华的《伤痕》，它突破的重点是有关“血统”的“政治原罪”问题，最后小说题目成了这样一个很大的文学潮流的符码，说明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几乎全社会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些大问题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遇到过一位时髦女郎，那个时候的时髦主要是与港台接轨的，一身的名牌服装，我跟她闲谈时提起，像她这样时髦的人还读我的作品吗？当时中国的先锋文学已经兴起了，我的作品已经开始边缘化了。但她就很郑重地对我说：“你的作品《爱的位置》我们是在Сhā队时在广播里听到的，当时我激动得不得了，觉得你让我懂得了我除了是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之外，还是有感的女青年，我可以有政治以外的个人感。而且不但是我，整个我们集体户的知青都听得很兴奋，很感动。这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这位女士的话也可以证实像我这样的人当时确实参与了启蒙的工作。但我现在也要不客气地指出，这种启蒙也是有它的非常明显的局限，一旦启蒙把社会心理和文化的空缺填得较满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不太大了。而且国家很快跟上了群众的诉求，国家对于启蒙的要求比文学还要迫切，而且国家有很强大的媒体及传播方法。如它自己还没有能力拍出电影时，它可以引进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电影，像恢复《大众电影》的刊名等等措施都被迅速地使用。这样更直观、更有力的传播方式出来之后，文学的位置就很快转化了，它的作用、功能的改变是相当快的。于是像我这样的作家也转向了对人­性­的思索。启蒙作为文学的一种功能的作用有了新的展与演化。启蒙不再是社会、政治的诉求，变成了文化的、­精­神的诉求，变成了对人­性­的思索、追问。所以像《我爱每一片绿叶》这样的作品，我想可能是一种“二线”的启蒙，不再那么直接、那么明确了。

张：我想这个变化的轨迹是相当清晰的，像《爱的位置》这样的作品，它的社会功能、生活教科书的­色­彩是很浓的。它起的作用是把个人的私生活的空间，个人的趣味、感、选择等等还给个人。它也就是要在原有的很严格的国家管理与支配社会生活的全能的形态之中，找到一些个人的存在的另类的空间。我最近看王蒙的《恋爱的季节》，感到他所描写的20世纪50年代初的形，正与你写的70年代末相反，那时是国家的管理开始进入私生活的领域之中，开始全面有效地介入社会的整个进程，各种“死角”几乎都被消灭了。王蒙小说里有许多非常有趣的细节写国家管理的高效率及强大的力量。但70年代末的况正好是反过来，私生活、个人的选择等等被赋予了很大的意义。你的《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都是探讨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两篇小说有很重要的价值。它们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那种强力的控制反而造成了青年的意义的匮乏，­精­神生活的困窘。其中的“弟弟”与“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的徘徊迷茫正是由于对于无所不在的控制所造成的僵硬的文化及社会形态的反抗。但你认为这种“无意义”的徘徊迷茫固然有其理由，却不可取。于是写了许多俗世的人间欢乐及对于未来目标的重新确认的可能­性­。《醒来吧，弟弟》中的朱瑞芹和卢书记可以说是这两个方向的代表。朱瑞芹所体现的那种人间的世俗的乐趣，当时就给还在上中学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她背一个“马桶包”，带来了一些樱桃之类的细节，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很清楚。卢书记则喻示了国家走出了旧的轨道，为个人的展提供了条件，他作为一个权威和领导者，亲自关心走入迷途的“弟弟”。这些都体现了小说进行“启蒙”的作用，也就是试图给予“个人”一种教育，一种启示，要给予个人一个合乎理­性­的生活。“意义”就附着在这些人物的故事上面，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就达到了国家和社会都需要的把“文革”的严厉的压抑抛弃清除的作用。这时的小说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的教科书，它的作用和影响在今天可能都无法想象了。当时一切文化，像人文科学的理论或是日常生活的指导的专栏文章之类，几乎都需要在文学中寻找，“文学”当时顶替了社会上所缺少的一切文化。它变成了文化资源获取的唯一的渠道。你的小说当时几乎就是“文革”话语的一个全能的替代物。“文革话语”当时被批判否定几乎都是依赖你的小说的冲击力。你的小说中传递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建构新的社会话语的功能。当然这种功能后来很快消退了，但当时的作用之大，还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现在我还是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究竟你是如何迅速地把握时代的潮流，使自己的写作领先于时代一步。抓住当时整个社会及文化的走向，这的确很不容易。我想你现在回顾起来，一定是有新的反思。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再分析一下，你的小说几乎是每一篇都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可供人们从头开拓，这的确是文化展中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3.（一）“新时期”之初的“启蒙”（3）

( 刘：这可能牵涉到我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也可以说明一个文化人究竟能在社会和文化之中起到什么作用。ww***我的家庭和我的背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的父亲是旧时代海关的一个高级职员。当时的海关是由外国人管理的，虽然行政系统由中国政府领导，但它的专业­性­、技术­性­非常强。新中国成立以后，接收旧海关之后，也必须要有新海关，这是现代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东西。它的技术­操­作是国际通行的东西，你要保留海关，保留对外的交往的话，就得使用这种国际通行的管理办法。当时英国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立即就与中国建交了，海关仍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父亲当时就被留用，而且得到一定程度的信任和重用。这样我作为他的后代，就变成了在这个社会中归属感、阶级意识均不太明确的人。我小学、初中填表时，我的成分算什么就很为难。说我是“革命­干­部”成分，我父亲又不是**员，但你说他不是革命­干­部，他的级别又定得很高。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很丰富，他又受到一定的重用。新中国成立前他是在重庆关，而成立后却调到了北京的海关总署，而且是统计处的副处长，当时的处长还是很有权力的。我当时就被视为一个­干­部子弟，但从真正的老区来的­干­部子女，又觉得我是一个外来的、异类的人，所以我在中学加入共青团时就碰到一定的困难，关键问题就是出身、成分怎么定的问题。像这样一种含混不清的社会定位，使我处在某种旁观者的角­色­上。加上我比别人早上两年学，高中毕业就非常早，这在我在“文革”的经历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59年我就高中毕业了，成绩也非常好。有一段历史我很少披露的，我高中毕业时曾考过中央戏剧学院，而且考的是导演系，并且几轮我也通过了，包括表演小品和朗诵，你现在看不出我还有这方面的专长了。（笑）在当时要不要录取的况下，我却政审未通过。一个理由是我的这种暧昧不明的家庭背景，特别是我父亲在1957年还有过一些论，虽没定“右派”，却属于内控。另外还有些个人的原因，因而不予录取。可是1959年那一年又是庐山会议之后，班上的很多­精­英学生都未被录取。我们班的同学最近又有一次聚会，又回顾了这一段的历程。但当时的师范院校却又招不满生，只好从这些考分很高，但却被排除在录取之外的学生里再找补回一些。这样就把我“找补”到了师范院校。到“文革”开始时，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的教师了。当时我的年纪还是很小的，我如果上了大学的话，就很可能参加红卫兵，或者是卷入学生运动。但我是一个教师就不一样了。

张：身份不同，立场、角­色­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