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邹树文，在其回忆中，多处涉及官僚习气对最高学府的侵蚀情况。他指出：“凡列入最优等及优等的学生，由大学堂奏请清廷，给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各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中书科中书即补，统名之曰奖励。这种奖励，如果拿现在办法作一比喻，则举人是学位，官职则是高考后的分发。……”这样的章程，就把学习成绩的好坏，直接跟政府授予的官职的高低联系起来。

说白了，就是你的考试成绩好，你就能够当大官。而你要获得优良的考试成绩，你就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放弃独立的思考，接受官方所灌输的意识形态。如此这般，官位就像胡萝卜一样，挂在学生们的鼻子前面。既可怜又可鄙的学生们就像寓言里的那头驴子，为了吃到胡萝卜拼命往前面奔跑。

这种教育是赤­祼­­祼­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它放弃了人格的树立和价值观的培养。教育虽然被赋予了现代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依然是中世纪的那一套“学而优则仕”。这种思路与美国教育截然不同。美国学者弗雷德·赫钦格在《美国教育的演进》一书中指出：“教育在为美国广大人民扩大机会方面已经立下丰功伟绩，远远超过早期拓荒者最大胆的设想。不过光是均等地扩大机会并不等于卓有成效地传播了知识，而知识才是自由社会的最终保障。”

教育本来应当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保障，但在我们这里它却加剧了不自由和不平等。在北大，许多学生一进入学校就直奔“主题”——当官的主题。这种教育也是赤­祼­­祼­的奴隶主义的教育，它不是为了启迪人的心智，而是限制人的思想，这种教育思路所造就的仅仅是官场的奴隶而已——这就已经达到了始作俑者们的目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形势日渐严峻。内忧外患使偌大的一个中国居然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居然容不下一所具有独立品格的大学。北大成为诸多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仿佛是谁掌握了北大，谁就掌握了领导中国言论方向的巨大权力。各种各样的思潮在北大互相争鸣、撞击和融合。如果限定在思想文化争鸣的层面，那么这种现象是北大的幸运。遗憾的是，种种纷争很快从思想文化层面转化到现实政治斗争层面，思想家退出而政客登场。接二连三的学潮给北大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北大人深深地沉浸在政治斗争的最形而下的、­操­作­性­的层面而不能自拔。对思想的坚持变成了对利益的保卫，只要存在利益得失的不同，就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来解决差异。

一大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学者和学生，从北大涌现出来，并进而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正如鲁迅避居上海之后的总结：“北京学界，此前固有其光荣，即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北大的骄傲，还是北大的耻辱？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北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从对理想的追求转变到对利益的追求上。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柳存仁在《北大和北大人》一文中写道：“有的人在中学时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如果他还不算是最好的；但是他到了北大后，用不着两年的时间，他已经被训练成了最好的了。”柳存仁在描述北大的这一特点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北大的优势来看待的。他这样评述老北大的学生自治会和学生会中的学生­干­部们：“在全校的大会里面的执行委员里，往往有一部分是思想很偏激而且是很热烈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很保守和主张极权，另外，还有小部分的天然的斡旋分子，用亲切的和友谊的态度周旋在他们之间。他们也许有的人已经有了某一方面的政治背景在他们后面做后盾或挡箭牌，后者他们已可以高高的顶着什么思想体系、什么理论、什么主义的高帽子，到处来寻找他们的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有许多人的演说声音，姿势和动作都可以说是有训练的，有的是像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流。”

那个时代毕竟还是有“主张”的时代，尽管偏激，尽管幼稚，尽管有一种矫揉造作的真诚，但他们所说的话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随着中国现代历史血淋淋地展开而变得越来越少了。

泾渭分明的现实政治斗争，将学生划入不同的阵营。学生们为了找回失去的自信，为了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为了改变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不利地位，主动地依附于某一集团的旗帜之下。而“五四”运动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胜利，使学生们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他们把自己当作改造中国的神来看待，他们的行为成了“为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为了一个预设的“神圣”的目的，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是可以容忍的。

这一思路成为二十年代以后北大以及北大所领导的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这恰恰是蔡元培和胡适两位校长最担心的结果。

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西潮》里详细地记载了“五四”之后北大哄动一时的“讲义风潮”。“五四”以后，学生们为成功之酒所陶醉，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元培校长赶到现场，告诉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群众拥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逐渐散去，蔡校长也回到办公室。门外仍然聚集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

作为讲义风潮的亲历者和受冲击者，蒋梦麟先生特意写道：“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以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依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北大过于浓厚的政治气氛很适合于这类人物的生长，当学生运动成为一个辉煌的叙事的时候，它背后的­阴­暗面便被遮盖了。蒋梦麟校长意味深长地说：“学生运动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够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