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百年以来，北大培养出了一代接一代的“社会不良分子”。从汪伪政府的王牌汉­奸­陈公博到共和国的“第一”贪官陈希同，都是“光荣”的北大出身。曾几何时，他们在政坛上纵横捭阖、不可一世，到头来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他们后半生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早年在北大所受的政治熏陶不无关系——他们在北大读书期间，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经历都用到了社团活动之中。他们都是智力极高的人，但走上“偏门”之后，智力之高恰恰与造成的破坏­性­成正比。他们的前半生都曾经“革命”过，但当年革命的目的就不纯粹。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取向而参与革命的，与阿q革命的目的一样。他们把真理放在第二位，而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真理，他们是“变­色­龙”式的人物。后来他们的恶贯满盈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们前期的“革命”与后期的“卑鄙”是相通的，而不是矛盾的。所以，如果不对北大“官僚社群”的毒素进行清理，还会有更多、更可怕的人物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

北大风格的政客，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时期气焰嚣张的风云人物聂元梓。透视聂元梓，可以洞察北大准官僚社群的弊病所在。

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北大有“老佛爷”之称。所谓“老佛爷”的名号，来自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坛上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政治手腕之巧妙，斗争方式之残酷，都是罕见的。聂元梓有此雅号，可见所作所为如何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周一良先生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详细写到自己得罪聂元梓之后的下场。周先生错误地加入了派系斗争，参加了“井冈山”。“井冈山”与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势不两立的组织。周先生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静坐示威，“这一下惹恼了‘老佛爷’，我由无足轻重的靠边站，变成了她的死敌，招来了一系列灾难，定要把我弄臭而后已。”周先生的遭遇有一定的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内，对此他也作了一定的反思（尽管反思的程度远远不够）。但是，聂元梓对他的报复实在是让人惊心动魄。

一九六七年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抄家，将周一良全家人关进厕所，包括他的一条腿有残疾的岳母。红卫兵翻箱倒柜，大事搜索，抄家过程中周先生的次子恰巧回家，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树下，痛打一顿。周先生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与另一反聂的老教授侯仁之同台，还荣幸地有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来陪斗。“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两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当时心想，恰似打斗电影片中挨打角­色­的狼狈相，没料到自己年逾知命还亲身体验这般滋味。”

宣传队进驻北大以后，聂元梓被迫靠边站。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承认，自己有“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断电、断粮，往二十八楼里灌水……还任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元梓还承认掌权期间，“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在后来揭露的校文革搞的逼供信的事例中，如“把樊某抓去，将十个手指，十个脚趾都用钢针挑起来，膝盖骨上钉钉子，胳膊、小腿都打断了，造成了残废。硬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

随着形势的发展，聂元梓从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变成了人人唾弃的人物。在一九六九年年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聂元梓被定义为“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北大的《内部通讯》刊登了《权迷心窍的野心家》等揭露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反军”、“夺权”、“武斗”、“杀人”等问题的文章。

一九七一年二月，北大召开大会，揭发、批判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以及反对“五七”指示的问题。各系也相继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和控诉、声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对聂元梓进行隔离审查。

在该年五月的北大第六次党代会上，哲学系代表李中华、政工组代表郭宗林做了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发言。揭发聂元梓的主要问题有：分裂群众组织，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疯狂反军乱军；分裂党中央，­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以及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欲狂”等。北大党委书记杨德中在会上说：“聂元梓还要闹的，此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要继续审查。”

在北大的“文革”史上，聪明一世的聂元梓最后也成了一枚棋子。不过，她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她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人家也如法炮制，逼她承认自己反毛主席。

“文革”是北大的溃疡，是北大血液中“官气”的大暴露。“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像聂元梓之流的官僚教员、官僚学生数不胜数，他们既是北大历史的产物，也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北大今天的现实之中。作为主动在权力结构中充当一枚棋子的聂元梓，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逃脱惩罚之剑的人，在北大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依然娴熟地运用着聂元梓当年的思路，在北大优哉游哉地生活着、甚至统治着。

“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北大与“官僚社群”身份的剥离。虽然这种身份到了八十年代有所削弱，但依然顽疾不除。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中，形形­色­­色­的投机主义的人物相继登场。他们企图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瞄准机会出击，从而占据自己在权力机构中的一席之地。

八十年代以来，北大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既是让人欣喜的现象，里面也隐藏着某种危险——在众多的社团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青年学生们权力斗争的“预科班”。一个“会长”、“部长”这类的官衔，他们可以争夺得你死我活。他们在数量众多的社团中进行无数的战术演练，为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准官僚”的身份——学生­干­部——而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最终修成“魔道”。在北大这个­精­英圈子里还能够生存并且生存得“有声有­色­”，那么在其他地方想混出点名堂来就游刃有余了。

对于这帮“准官僚”来说，学术是苍白无力的，只有权力最实在、最有用。如果这只是一小部分人所认同的准则，那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一准则在北大已经如同扩散的癌细胞一样，布满了北大的躯体。

九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会选举黑幕重重，有人称之为“小日本政坛的缩影”。日本政坛充斥着暴力和黑金，是当今世界民主国家中政治比较腐败、比较黑暗、比较卑鄙、比较无耻的地方之一。北大学生会享有与之相媲美的殊荣，并非空|­茓­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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