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年纪大而感到光荣，除非他虽然年纪大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北大拥有百年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能成其为光荣，除非北大永远具有《新青年》时代的那一代“新青年”的生命活力。仅仅咀嚼自身昔日的光荣是一种可耻的举动，只有反思历史并且前瞻未来，才是具有充分的自信心的表现。

校庆中的大小事件可圈可点之处很多，有的让人愤怒，有的让人厌恶，有的让人觉得可笑，有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有让人欣喜的事情么？

有没有声音，像破冰船划开冰层的声音一样，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有没有清醒的头脑，他们的思想像猫头鹰的叫声一样响荡在夜晚里？

在北大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莫名其妙的傲慢之外，出现了两篇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文章。一篇是一九四七级的老校友陈以真先生在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的《随笔》上发表的《校格》，另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陈以真先生在《校格》一文中指出：“校庆，校庆，题中之意本来少不了对传统­精­神的重新感受和怀念，继承和发扬，检讨和提高。然而，时下名目繁多的各类周年庆典，形式可谓热烈非凡，比如：领导题字（或讲话）、各方捐赠（或赞助）、印纪念册、开庆祝会（会场可大可小，唯主席台不可小）、占版面、上电视、建馆、立碑……种种扬名加创收的招数都用上了，却往往未能或根本不想反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难怪有人不无偏激地喊出：与其耗费钱财制造热烈，制造­精­美的印刷品垃圾，不如用心去消化前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

陈以真先生还提出，北大的校格并非某些人所说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仅仅是任何一所大学、甚至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的目标要求而已。他认为：“北大确有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北大人的骄傲与梦想。”

从这样的思路延伸下去，陈先生继续写道：“如果非要把生日看成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接受一次洗礼；同时，它应该是‘感恩节’，感谢他人在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给自己的抚育和爱护。”这篇文章是在北大校庆之前发表的，陈先生所担忧的一切，全部在北大的校庆中粉墨登场了。在歌舞升平中，人们既没有“忏悔”，也没有“感恩”，“忏悔”与“感恩”在一个狂欢的时刻是不合时宜的。

而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是在校庆之后发表的，是对校庆的一个小小的总结。这篇文章比校庆期间所有盛大活动的意义都要大得多。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岛子这样说：“有了这篇文章，北大才不至于一无所有，我才在乌烟瘴气中发现一块绿洲。”钱理群教授虽然年过六旬，但没有沾上丝毫的方巾气，而依然具有孩子的真诚。他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而过于夸张的北大校庆则像是什么也没有穿却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穿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的皇帝。

让钱理群教授向往的、六十七年以前的纪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

一九二二年底，北大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校庆是在一间简陋的席棚里举行的，因为北大还没有建成一座像样的大会堂。但“纪念”的质量却比今天的豪华纪念要高得多。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的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计划吗？我们将发行刊物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的采纳及反省。这也是我们狂热地庆祝这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

面对如此尖锐的意见，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热闹的节日里，说这样的话，领导会高兴吗？这不是明摆着要搞破坏吗？这群不识时务的学生，学校是否­干­脆将他们开除了事呢？这是今天的我们、受尽折磨和惊吓的我们，看到学生们没有禁忌的话语时的第一反应。然而，校方的姿态却是“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不仅容忍学生的尖锐意见，而且校方自己也在对北大的现状进行深刻的、真诚的反思。

十二月十七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的“纪念词”，第一篇是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蒋梦麟写道：“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是教务长胡适的文章，胡适写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物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卖’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卖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的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第三篇是李大钊的“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为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这三位当时北大的重要领导，一点领导的派头都没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学者，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宣扬自己的政绩，也没有压制学生的异端思想，恰恰相反，他们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面对北大的学术状况，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惭愧。他们知道，北大的名望只有靠它的学术成就来支撑。李大钊先生所说的“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放在今天来看，一点也没有过时。

北大校庆期间，关于校庆的表达几乎只剩下一面之辞。如果没有钱理群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所听到的就完全是千人一声了。放弃了多元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大学品格的全面的、彻底的沦落。北大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北大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曾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同一个校园里。

钱理群教授有一个理想的“梦”，他心目中北大的蓝图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蔡元培开创的北大的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摺！…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梦”，今日的北大与钱理群心目中的北大却是背道而驰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有些教育者则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怪事偏偏就在北大发生了，而且正在变成正常的事情。今天的北大，把“听话”的孩子当作好学生的标准来约束每一个学生，有个­性­的个体存在在北大居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担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蒋梦麟校长绝对想不到，当北大迎来她百年的华诞的时候，北大的肚量却变得像一间地下室一样小了。

钱理群教授的文字如同当头­棒­喝，让不少北大人以及北大以外关心北大的人清醒过来，尽管也会让不少当权者恨得牙齿痒痒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刊登了几篇争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