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李健写道：“今日的纪念和庆典，大体上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将旧日的成绩显明，再加上一个热闹的场面，庆典的气氛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他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掌握所学的内容，而在于掌握或者说形成学习的方法，形成自己理解和改进社会的特­性­。如果眼前国家的教育仅在于对往日辉煌的沉湎，对创造­性­的禁锢，那么，很难说这个国家会有多大的出息。”

南京的邵建先生则指出：“钱先生的文字不是掌声文字，因为它表露出一种强烈的‘反省’­精­神。其实北大早在七十六年以前就开始反省了，可是今天北大人却用掌声代替了反省。而反省作为北大的一个传统，是绝不应丢弃的。想想北大的以往吧，北大成为北大，究竟依凭的是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追问：北大还有多少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他的关切是令人感动的：“作为北大的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作为关注北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听到的不是那种廉价的掌声，而是蔡元培校长于北大二十五周年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一百年的历史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一百年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对一百年的回顾、梳理、总结和反思，理应是校庆中最重要的工作。然而，百年校庆中人们什么热潮都赶了，忽视的恰恰是这项工作。

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北大的传统中有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二万五千名北大在校师生和数十万的北大毕业生里，有谁在思考这些问题呢？不能面对自身的历史，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未来。

真实的北大的历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我们如何书写这部历史？潮涨潮落，云起云升，在又一个世纪的尽头，我们如何面对尚且年轻的北大传统？

其实，北大的传统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好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好的传统即蔡元培所开创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坚持学术和人格独立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即“官学”的传统，是以“学”作为“仕”的工具的传统，是汲汲于“帝王师”的，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传统。

在北大百年的历史里，这两种传统一直并存着，纠结在一起，时而是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占上风。两种传统的对立，构成了北大百年的历史的主­干­。因此，对这两种传统的回顾、认识和梳理，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必须。在热热闹闹的校庆中，这两种传统都被忽略了——既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坏的传统。对坏的传统的回避还可以说得过去——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但是对好的传统也只字不提，就有点让人纳闷了：难道好的传统使某些人感到害怕？坏的传统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那么喧嚣的校庆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于是，校庆成了一个肥皂泡，五彩斑斓，美丽诱人，但依旧是肥皂泡——里面是完完全全的空洞。

那么，让我们期盼北大真正的校庆的来临，让我们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而祝福。我们都应当参与到每个细部环节的改变之中——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天我们对北大的现状、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有许多不满，但仅仅有不满是不够的——中国是一个“知易行难”的社会，正因为难，我们才更需要去做。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一批有识之士放开眼界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什么是“大学”，正如学者萧雪慧论述的那样：“作为教师和学生联合体的大学制度在中世纪的创立，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躁动的标志。这种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大大彰显的伟大­精­神，是对知识的无私追求，是承认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还是宗教的利益、习惯和标准的权威­性­，是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中去重估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并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保持和更新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以独立、开放和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完善地代表了这种伟大­精­神。当社会停滞不前，人们的­精­神因受到严密监视而处于蛰伏状态时，大学是挑战­精­神封锁，激活人们的思想，刺激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酝酿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当社会处于激变之中，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风尚、时潮汹涌而至，人类­精­神和恒久价值有被淹没之虞时，大学是思想和­精­神在任何风浪中都可以依靠的停泊处，是人类宝贵的价值原则可以得到小心保存的诺亚方舟。”北京大学曾经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后来却被迫放弃了。

以北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应当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要求是，对全民进行无所不包的教育。既要继承过去，坚持社会的价值准则并使其代代相传；同时又要跟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步伐和培养推动社会及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只为眼前的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顾及明天，必须培养学生准备应付毕业后所面临的千变万化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对北大的期望。百年北大，我们只走出了第一步。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京大学既有光荣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官学传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后一传统严酷地压抑了前一传统，使北京大学成为一个典型的“准官僚社群”。学术的北大被迫让位于仕途的北大。

话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倡导下，曾经举行全校范围的运动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竞技型的大学生运动会。当时的学官金梁在笔记《光宣小记》中，对运动会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大学堂，在后门内，旧为公主府，乾隆时和嘉公主赐第也。内城不得建楼，惟府内有楼，可与宫闱相望。改大学后，藏书于此，称藏书楼。时李柳溪师为监督，约余任提调事，改学制，整堂规，并开运动会。中国有运动会，实自此始。京中各学堂均与会，各国宾使亦偕至参观，学生均易校服如军衣，而余等仍旧衣冠，翎顶袍褂，周旋其间，已觉不类。尤为可笑者，职员赛跑，余亦加入，衣冠奔走，真可入《笑林广记》矣。”

这则故事，是北大这一“准官僚社群”的最为生动的写照。连开运动会都不愿意卸下一身臃肿的官服，“官本位”的思想已然在北大建立之初就扎下根来。金梁所用的“衣冠奔走”四个字，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许多北大师生依托北大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是为了衣冠而奔走，穿上衣冠以后，他们更是匆匆奔走，是为了穿上更加华丽的衣冠。

晚清时代，朝廷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京师大学堂师生的人心，许多师生也确实经不起朝廷的诱惑，争先恐后地投入朝廷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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