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

上面引的都进读者来信中的话，这样的活几乎每封信里都有。这是今年四月底，我发表了第一首诗之后，读者对我的关切。

“作家没有作品，或者没有发表作品，等于不存在……”

不存在等于死亡，而我并没有死亡。

多少年来，林彪、“四人帮”总想禁锢歌声，他们把不属于自己帮派体系的作品全都列为禁书，束之高阁。

但是，只要歌声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就会保护歌声。

“为了买你的诗集，我曾跑遍很多地方也没有买到……”

“我们到处找你的诗集，找到了就互相传抄，抄好了就东藏西藏……”

“为了保存你的诗集，我用塑料布裹起来，藏在米缸里……”

“唐山地震之后，我在柜子底下找到你的诗集……”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看了四十二年前出版的《大堰河》，并且要我签名作为纪念。

我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

好像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经；

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历了多少折磨和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沾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真不简单！

开滦煤矿的一个工人来信说：

“我不懂诗，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人，看到你的诗会勾起我问忆童年时代的农村和可怜我童年时代的农村……为什么诗的魅力这么大呢？我只知道我这个普通工人经常怀念你，经常关心你！只要你收到这封信，看到一个二上多年来经常把你怀念的人的感情，也就使我心安理得了……”

几乎所有来信都对我写诗表示高兴：“现在好了”、“你终于出来了”、“你还健在，你应该歌唱！”

我今年六十八岁，按年龄说并不算老，但是，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死在我的前面，而我却像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

二

我生于一九一〇年­阴­历二月十七日，是浙江金华人，老家在山区。

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

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女学生们开始“放足”了。

中学老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念文言文。老师的批语是：“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

“山雨欲来风满楼”，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摇旗呐喊，捣毁卖洋货的商店，冲进卖鸦片的“禁烟处”……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兖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一九二八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即现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绘画系。没有念完一个学期，院长发现了我。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

第二年春天，我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法国去了。

我在巴黎是一个穷学生。家里不愿意接济我，我就在一家工艺美术的小厂工作，一边进行自修，到蒙巴那斯一个“自由画室”去画人体速写。我也读了一些中文翻译的哲学和文学的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小说和诗歌；有时也到工人区的“列宁厅”看禁演的电影。同时也渎了一些法文现代的诗，而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总之，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三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深刻化了。

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正好是我从马赛动身回国的那一天。

但是，四月上旬轮船到香港停了四天--国民党忙于和日本帝同主义谈判“淞沪协定”。

到上海的时候战争已结束--祖国依然呻吟在屈辱中……我茫然回到老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五月我到上海，加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大家一同组织了一个“春地画会”。

早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试着写诗，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偶然从脑际闪过的句子。

在从巴黎回国的途中也写了一些短诗。但从来没有想要当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