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明用最简洁的英语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希望警方能够帮助他找到宁宁。

电话里传出了警察冷漠的声音：“这个，恐怕我们帮不了什么忙。”

“为什么？”

“她18岁了。”

“18岁又怎么样？”

“根据法律，如果你把你的女儿——18岁的女儿——关在家里，那么违反法律的，很不幸，是你。”

“是我？”

“对。如果你没有别的情况要报案，那么，我这里还有其它的……”

王起明愤愤地不顾礼貌地挂断了电话。

“混帐法律！”他骂着。

他们给自己所知道的宁宁的朋友都打了电话。

没人知道她的下落，没人知道。

郭燕说：“也许，也许，她会打电话来。让我们等一下。”

他们放下电话。

王起明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象关在笼里的豹子。

终于，电话铃响了。

郭燕抢先一步，说：“我来接！”

她激动地拿起电话听筒。

“喂！我是秀梅，你们快到工厂来吧，出事了。对，快来！”

秀梅一见他们走进门来，就急忙迎上去，说：“老板，您看，上个礼拜我就提醒您，这批334肩上用错了线。可您说先冲出去再说。现在，您看！”

她用手一指工厂门口堆放着的二十几箱退货。

“退货？”王起明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全退回来了！”

秀梅说到这儿，脸胀得通红，喘着粗气。

王起明的怒火一下子就冒了上来。他大声地吼叫起来：“退货了就怪起我来了！我难道就没叮嘱过你们吗？”

众人没有一个敢吱声的。

“是我让你们用错了线的？”他一边在工厂厂房里头转悠，一边发泄自己的一肚子怒气一肚子邪火，“打衣服的马虎，熨衣服的­干­什么去啦？包装的也是吃闲饭的吗？都­干­什么去了？

我实话告诉你们，这批退货，里里外外一共是六万八千块；可别以为我手头有多少钱能挡住，实不相瞒，填窟窿的钱，我可是一个字没有！要想挣工资，要想吃饭，没别的，把这些货两天内重新打好，给人家送去；要不然，咱们一块挨饿——谁也别埋怨谁！“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嗓门越来越高，用词越来越严厉，一点面子也不留。

郭燕在一边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她知道丈夫心里窝的火有多一半是冲着宁宁来的。

工人们不知道这一层，都低着头。

“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海外，找个活儿做，挣上俩我儿，可真是不容易。这么大拨大拨地退货，我可受不了，你们也该明白！”他说，“愿意­干­的，这两天加班加点，开夜车，把这点活儿赶出来；不愿­干­的，甭说别的，给我走人，我欢送！”

这一番火爆爆的训说完，他一转身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临进门，他把办公室的门摔得山响。

大伙放下手里头的活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静静地，谁也不吭声。

王起明如此凶神恶煞、暴跳如雷，这是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的。他们都被这一阵狂风暴雨震慑住了，没人说话，也没人动作。

郭燕知道，这个时候她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

她笑了两声，对大伙说：“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说了就好，说完了就过去，大伙谁也别往心里去。话说回来，这事也难怪他发脾气：饭碗要是砸了，你们说谁不急呀！”

她这么解释两句之后，又说话儿：“这些衣服虽然说是让人家退货了，可也用不着重新再打，把肩拆开了，前片从腰部往里打，把肩上的线换过来就行了。两天，我看能赶出来。

大家多受点累，就算是帮我的忙吧！“

说着，她先坐下，拿过件衣服重打起来。

这一席话，说的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都默默地做了起来。

办公室里，王起明双手捧着头坐着，不知道该想什么，也什么都没想。

过了半天，郭燕从外面走进了办公室。

“工厂，我来管。”郭燕对王起明说，“你出去找找。”

他点点头。

随后，他去了宁宁的学校，老师说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她了。

警察局他也去了。警官向他耸了耸肩，一摊手，表示这事警方无法介入。

这些预料之中的结果加重了他内心的烦乱。他钻进汽车，马上拨通了阿春的电话。

“有事吗？”

“有。”

“重要吗？”

“很重要。”

“来吧，我等你。”

这几年，王起明养成了习惯，遇见了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无法排除的苦恼，他总是去见阿春。在阿春的温柔婉转的音调里头，他心灵中颠簸的船只能变得平稳起来，他的烦恼愁苦会烟消云散。

“问题在于，”阿春手里托着半杯白兰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看见杯中的白兰地跳耀着金黄的颜­色­，“你自己。”

“我自己？”

“对，你小题大作了。”

阿春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平静地对他解释，“既然你下了决心把她从中国带来，既然你下了狠心把她推向社会，你又为什么为自己做的这一切而大惊小怪呢？”

“可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