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愿意呈现这段历史，没有人愿意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忏悔。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而施暴的人像一股青烟一样消失了。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就很少有人再提及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而后人更是茫然无知。他们喝着可口可乐，唱着港台流行音乐长大，他们不再相信这段历史。他们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三皇五帝的传说。能因此而责怪他们吗？

而对历史的规避、篡改，就是又一次的犯罪。罪行的恶劣，比起当年的罪行来，并无丝毫的逊­色­。剥夺后人对历史的知情权，就是对现实的不负责任。丧失了对灾难的警惕，灾难的降临就在眼前了。

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一场双重的悲剧：产生罪恶与忘却罪恶的悲剧。但悲剧何以发生、何以恰恰在北大这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摇篮的学校里发生？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值得所有的老北大人和新北大人深思。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北大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并因此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产生过关键的影响。在这里，北大人的鲜血曾经为自由和民主而流。然而，同一所大学，在半个世纪以后，却成为暴力活动的重灾区，成为消灭自由和民主的急先锋。

大学是一个社会里思想最前卫的地方。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有天然的不协调的品­性­。自大学诞生之初，就产生了对社会现实较强烈的反抗的一面。纵观二十世纪世界大学的历史，在东西方，大学都曾经显得动荡不安、风云四起。

在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中，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美国各大著名学府中，在经历了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之后，青年的理想主义和新一代的社会良知终于被新的呼唤所唤醒。马丁·路德·金的那句“我们将会胜利”的誓言成为新一代学生积极分子的口号。黑人大学生沉毅的勇气成为大家的榜样和鼓舞力量。矢志以非暴力手段谋求改变的学生，纷纷到南方去参加争取公民权的游行。全国学生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赢得自由主义派父老的称赞和支持，连保守分子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自古以来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的梦想加强了这些学生的意志，这个梦想就是：站在好的、对的一面，同时证明自己不顾、反对甚至违反法律是正确的。就连向来以保守著称的哈佛大学，也成为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当他们的校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回到母校的时候，他们包围了他的汽车，并以他是哈佛出身为耻。

在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中，也有偶尔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非暴力一直是主流的声音。全世界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流了这么多的血。西方大学生的学生运动，绝大多数都是自发的、自主的，很少像“文革”时期的北大一样，成为最高层政治斗争的筹码和工具。青春激|情和受到官方鼓励暴力倾向相结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

北大短短的一百年的历史，似乎是用鲜血写成的。有的血流得光荣、流得骄傲，有的血却流得冤枉、流得残忍。在“文革”时代，北大自己流了血，还把血痕向全国各地扩大，直到掀起血的海洋。

在“文革”时代，北大已经成为邪恶的统治区，而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上，它已然“沦丧”了。这一时期，青春、激|情和正义都已经沦丧了，赤­祼­­祼­的权力诉求主宰了美丽的燕园。没有人有心思欣赏湖光塔影，未名湖成了不少自杀者选择的葬身之所。

吞噬了无数人鲜活生命的未名湖，你的湖水还清澈吗？你的波光还闪亮吗？

这是北大的耻辱，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参与“文革”的大学和大学生、大学教授的耻辱。不承认这一耻辱，就是彻头彻尾的卑鄙。

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溃疡的整体­性­爆发。直到此时，人们才恐惧地发现，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放出来以后再也装不进去了。

在这场运动中，是否真正出手打过人，并不是判断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

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这个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就死死咬住自己没有动手打过人，从而拒绝进行任何的忏悔，并且张扬自己当年的纯洁­性­。实际上，打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比打人更加重要的是——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运动中，“我”的­精­神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许多人确实没有动手打人，但他们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参与了“打人”。对打人的行为表示了认同和默许，为打人的行为制造舆论上的支持，这是更深层次的“打人”。他们同样是“打手”——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打手。许多人正是充当了这种隐形的打手。他们在运动一结束，就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在一个新的时代获取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