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撤离时，留下一批出身好的学生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领袖。原有的北大党委和行政组织全部瘫痪，学生们发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各种学生组织开始迅速形成，他们的分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又一个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保全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去。
八月份，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火药味道更浓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依然在进行。
在批判的过程中，以上几类人物常常遭到殴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侮辱。妇女被强迫跪在洗衣板上数小时，头发被剃光。无节制的暴行一直延续到宣布军队进入学校才算告一个小的段落。陆续有死亡的消息传开来。刚开始人们还感到震惊，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便司空见惯了。这时，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字。
血迹有有形的、看得见的血迹，也有无形的、看不见的血迹。对这两种血迹的回避和掩盖，跟当年制造血迹的暴行和阴谋相比，同样是巨大的罪孽。在纳粹的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作家韦塞尔，因为对记忆的捍卫而获得了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认为，那些忘掉了自身历史的民族或文化，注定要重复这种历史，他警告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自身忘掉那些死去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忘掉了，我们就是使他们再一次的死亡，我们自己就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死亡变得毫无价值而负有责任。”
韦塞尔所宣讲的职责和责任，主要还不是担心过去的恐怖会重复它们自己，更多地是一种旨在防止邪恶力量在未来可能取得胜利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的创造性力量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或者如韦塞尔所说过的那样：“我将以努力重建他们所毁坏的东西来战胜那些谋杀者。”然而，在我们这里，没有诞生过像韦塞尔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这样孜孜不倦的对记忆的捍卫者。我们是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民族，自然也就孕育不出一所具有忏悔意识的大学来。我们很难见到一篇表达忏悔的文字——在有关“文革”时期北大情况的诸多回忆录中，他人的苦难往往变得轻如鸿毛，传主们通常喜欢描述自己受到迫害的惨痛经历，而吝于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丝毫的反省。
相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大学对纳粹时期的罪行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来，北大的“伤疤”还远远没有揭开。
一位著名教授在最近一本获得极高评价的新著中，关于自身的忏悔依然处于缺席的状态。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被红卫兵所折磨和迫害，他本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而实际上，在“文革”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多次主动参与。在这些参与中，他不可能没有干过违心的事情、他不可能没有伤害过别人。但是，对这一切，他统统“忘却”了。
而周一良教授用《毕竟是书生》作为回忆录的书名，显然有为自己当年的作为辩护的意思：因为我仅仅是一介书生，受政客的骗是难免的。不过，后来周一良教授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在《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上有一篇短文，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先生已经卧病在床，是通过口述让学生阎步克教授执笔的。周一良教授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比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毛孩子’吗？”周先生将自己与陈寅恪相对比，认为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上当受骗”的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之所以“上当受骗”，除了外部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缺乏内在的精神支撑——“毕竟是……”不能被任何人用来作为逃遁的“说法”。
于是，我从最常见的历史资料入手，寻找当年斑斑的血迹，揭开当年创痛的伤疤。《北京大学记事》是百年校庆期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比较详尽的北大百年编年史。这本书对特殊的历史时段已经作了相当大的遮掩和修饰，但从那些被遮掩和被修饰的历史叙述中，我仍然能够发现“文革”岁月的血迹、眼泪和恐怖。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底，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据《北京大学记事》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北大非正常死亡的教授、干部、学生和家属的名单就可以整理出一长串来。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死亡的人士就有以下这些：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历史系副主任汪そ淌谑芘判后，服毒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语系教授俞大ヒ虮慌斗，于二十五日服毒，经抢救无效，于凌晨零点五分去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承泽园造反，刺破居民孔海琨的右额，并在走前将老人拴在树上，致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批斗，服毒身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哲学系教授沈φ迷诩曳毒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死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无线电系六二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地质系六一级学生刘伟，准备回校办理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抓住，关押在四十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员打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去世。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物理系著名教授饶毓泰上吊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
北大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北大历史系学术力量堪称全国高校中历史系之首，却没有几个历史学家愿意去解开这个谜。在这张名单上，既有国宝级的大学者、名声显赫的教授，也有学校的各级干部和职工；既有普通的无辜学生，也有莫名其妙死于非命的师生家属……这些冤魂至今仍然飘荡在北大的校园里。
上面是死亡的情况，再来看看残酷的批斗以及北大的武斗情况。北大的武斗虽然不是全国最厉害的，其规模和惨烈程度都比不上后来武汉和重庆工人的大武斗，但北大的武斗却有“表率”作用。一旦连既有象征性的北大都陷入了武斗的泥沼，那么其他地方的武斗自然就蜂拥而起。北大的批斗和武斗，有如下这些大事：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六月初以来，各系各单位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截至今日，被乱打的干部、教师、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有“黑帮”分子四十五人，有错误缺点的一百二十人，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七人，好人六人。（该报告对“坏人”、“好人”的分类值得深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一些人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置“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了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一天之内，被批斗的人就多达六十九人。（笔者本人在北大念本科的时候就是居住在三十八楼，但是住了四年，居然丝毫不知道此楼有如此“光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