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参加编写的同学愤怒的是，他们发现许多自己写的稿子，被篡改为别的人的名字。是谁的名字呢？赫然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李某。李某的大名堂堂正正地署在别人所写的文章的前面。他俨然把别的同学都当作他自己的秘书来看待了，秘书写的文章，当然要算是领导写的了。因为领导出“思想”，秘书出“技巧”。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但李主席就吃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津津有味。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吃白不吃。姑且不讨论道德范畴的问题，堂堂北大研究生会的主席，就连起码的法律意识都不具备，真是令天下人叹为观止。主席先生难道不知道这是起码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吗？

校庆不过是为这些蛀虫们提供了一次赚钱和捞取名声的机会罢了。他们才不知道在校庆的日子里缅怀北大的学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呢。相反，他们会嘲讽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么傻的人！

不全面清理北大自身的“准官僚社群”的质地，不深刻地反思北大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的现实状况，北大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不捍卫学术的独立­精­神和神圣品格，就拯救不了这所大学。

使学术回归学术，使思想回归思想，使官场与大学脱节，使学生与官僚脱节，是每一个北大人和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的使命。

正如弗雷德·赫钦格所说：“对于已经发生的变化和仍然无法预见的变化，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大学在内，如何作出富于想象力的反应，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传统上，大学一向是社会整个制度的重要部分，担负着维护社会价值准则并将其一代代传下去的任务。但是，大学也是社会适应体制的一部分，它是社会革新的焦点。大学一方面要保存人类的知识和道德遗产，另一方面又要将过去曾发挥良好作用且备受珍视的方式予以更新，有时且需彻底改革，这两种任务一定要协调起来。”北大不仅有一百年的现代大学的传统，而且还有两千年的古代“太学”的传统。北大不仅肩负着推动学术创新和思想传播的使命，而且还应当在社会变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注视北大。

让我们祝福北大。

风暴中的燕园

“文革”时期的历史，是北大的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人们现在已经不愿或者不敢去触及它了——在汗牛充栋的回忆文章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几乎是一个空白。北大校庆期间，在有关北大百年历史的滔滔不绝的叙述中，这段“敏感”的历史被有意抹煞掉了。

然而，无论如何回避，这道“伤疤”依然在历史的隧道口上对着我们冷笑。

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七十年代后期乃至八十年代出生的北大学子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和物质相对充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学子们，对昔日北大在那场浩劫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一无所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篡改历史的那些人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掩盖历史，是因为许多有罪的人正处在风光和荣耀的境况之中，他们沾满鲜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是“学界名流”，牢牢地掌握着叙述和书写历史的重要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都与“文革”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着。因为处处都是罪人，导致了罪孽不再彰显，导致了忏悔成为缺席。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那些血迹，那些罪恶，那些悲惨的泪水，那些人­性­的高贵与人­性­的卑劣所作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是无法永远掩盖的。风暴中的燕园，是观察大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的一个特殊视点。

让我们从对历史的反思开始，这是恢复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尊严的第一步。

没有这样的一步，重建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当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的人们绝对没有想到，这种混乱会延续十年之久；人们也没有想到，即将来临的这场政治运动将比声势浩大的“反右”还要残酷和严峻。

六七月间，学校的领导­干­部被强迫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各种会议上挨批斗，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遭到了学生们严厉的批判。这些官昔日也曾经整过人的僚，是北大最早的一批“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和职工造反派不同程度的拘禁和拷打，被关进了所谓的“牛棚”——也许连造人的上帝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民族试图要将人变成“牛”、变成“蛇”、变成“鬼”。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局面。但是，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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