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留学生迷惑不解地说：“我以为北大学生的品位很高，没有想到不过如此而已。如果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一定会有学生拿西红柿扔到台上去的。”是啊，什么时候，北大学生失去了扔西红柿的勇气？或者说他们已经聪明得不愿意扔西红柿了？

最大规模的晚会是五月四日晚上全国直播的那一场。北大为这场晚会耗资数百万元，北大平时老是嚷穷，好像连换一扇教室的窗户和修一个学生宿舍的水龙头的钱都没有，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打肿脸充胖子，俨然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为了准备这场晚会，校方甚至在北大静园的草坪上安置了供上千人座的凳子，将好不容易培植的草坪严重地破坏了。

然而，晚会的导演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导演，他把北大校庆的晚会办成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一锅大杂烩。倒有两个演员跟北大有关系，一个是牛群，一个是“大山”。在北大作家班镀过“金”的相声演员牛群，跟也是曾经在北大学习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所表演的相声，谈的是北大的事情，但内容油腔滑调，与北大校庆庄严的气氛很不和谐，相声的思维当然是­肉­麻地赞扬北大。而台下的学生们缺乏起码的审美能力，跟着无聊的“搞笑”而大笑，一听到称赞北大的地方就拼命地鼓掌。

除了牛群和“大山”以外，一大群入流或不入流的歌星、影星们在台上自得其乐地表演，看不出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节目跟北大有什么关系。而北大的学生们有的老老实实地坐在台下，有的为歌星们摇旗呐喊。为了搞到一张入场券，人们费尽心机。这时，学生会­干­部的能力就神奇地显示出来了。一般人视为珍宝的入场券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校庆中最活跃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学生­干­部们了——这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北大百年校庆，在校方而言是一片欢歌笑语、莺歌燕舞，道路是平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校方看重的是获得了多少钱的捐款、传媒作了多少高格调的报道，至于其他则还来不及考虑。在校方的一次会议上，当校领导都在表功——如何千辛万苦地拉到多少多少捐款的时候，著名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先生不客气地问：“校庆搞得这么热闹，校庆之后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究竟有多大的改变？”诸位领导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不管通过校庆北大收到了多少捐款，但校庆之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依然如故。北大在软件上是全国是第一流的，北大有最优秀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但北大在硬件上却连一些中等专科学校也比不上。

有一位北大博士说，在北大呆了十年，自己的耻辱感越来越强烈。为何耻辱呢？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说：“当我坐在­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的时候，当我坐在天花板上掉石灰的教室里的时候，当我在电话亭里焦急地等着打电话的时候，当我在食堂里排着长龙等着打饭菜的时候，当我光着身子在澡堂里等水龙头的时候，当我在商店里被售货员训斥的时候……我不再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了。”

校庆之后，这些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条件一点也没有改变，而“面子工程”一个接一个地上马。即使是条件比本国学生的宿舍好得多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许多房间也是年久失修，一个台湾学生反映说：“我们房间的天花板老是掉石灰，可是打了很多次电话，仍然没有人来维修。校庆前后一个样。与其搞这么多花架子，不如为学生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学校服务的核心应当是学生，而校庆所忽略的恰恰是学生们。九十年代以来，学生的声音是没有重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忽略学生的利益，对于教育者来说简直就是犯罪。难怪有正义感的甘子钊院士要忍不住说心里话了。

校庆之后，在北大人的一片自我吹嘘声中，也有冷言冷语传出来。著名学者、《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何清涟女士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对北大需要官方来肯定自己的地位表示怀疑。北京大学现在老是去讲当年的荣光，强调自己的所谓的学术地位，起码说明她有了危机感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学术好比老虎狮子，都是在山林里搏杀出来的，并不是能豢养出来的。当学术主动向权力献媚的时候，学术自身的价值也就全部丧失了。对于学术来说，最可怕的命运不是被压抑被扼杀，而是成为官学。

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也痛切地感到，现在的北大早已不是鲁迅当年所欣赏的北大、与黑暗势力抗战到底的北大。北大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校庆，究竟“庆”什么呢？

为了给校庆渲染一些欢快的­色­彩，北大校方在南门设置了一个倒计时牌，模仿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门口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的倒计时牌。每天随着校庆日的逼近，上面显示的日期依次减少。在五月三日深夜，校领导和一大群学生围在倒计时牌前面等待那“惊心动魄”的一刻的到来。

有趣的是，倒计时牌的时间与手表的时间有了小小的误差，人们齐声叫：“五、四、三、二、一……”一连叫了好几次，倒计时牌还是没有“熄灭”。真有点让所有的人尴尬。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倒计时牌象征着殖民地历史的终结，那么北大的倒计时牌象征着什么呢？

不知道这个愚昧的设想是谁作出的，不过却歪打正着——倒计时牌仿佛是某种悲剧­性­的象征，象征着北大某些最宝贵的­精­神的终结。从情感上来说，我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然而我又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包括所有北大人在内的每一个有历史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为此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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