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去壮飞遇害已三十年，民国建造且十年矣，史境大异而犹能中吾如此，则“侠烈”之气有以致之也。

有人不相信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感召，而只相信权力的魔力和金钱的吸引，他们会嘲笑谭嗣同的“迂腐”和“单纯”。

这一分歧，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

不管怎样，在此后任何一个时代里，谭嗣同都能够找到他的知音。

知音不在乎多，二三子足矣。

历史上的许多次革命和改革，最后都沦落为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老百姓永远是刀俎上的鱼­肉­。

戊戌变法与此前的政治斗争之间划上了一道深刻的鸿沟，这道鸿沟是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划出的。

确如卡夫卡所说：“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的利益集团”，作为殉道者之一的谭嗣同，从­精­神的层面上提升了戊戌变法的价值。

他以自己的死亡完成了救死扶生的大愿，从而在人类文明的天幕上，成为与布鲁诺、贞德、卡斯特利奥、甘地一样闪烁的星辰。

秋天出生的人他出生在秋天，一八八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

秋天出生的人，沉着地面对凋亡，镇定地注视荒凉。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当也是在秋天出生的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枣树依旧，主人却不在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第二十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

他欠下了一笔债务，却拥有了一个家。

经过半年的设计改建，一九二四年五月迁入居住，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

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四合院，院里先生手植的丁香还茂盛着。

丁香丛后面，便是先生的“绿林书屋”，又叫“老虎尾巴”——既是工作室又是卧室。

在这里，鲁迅写下了《野草》《热风》《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作品。

故居的参观者很多，孩子尤多。

孩子们的笑脸与笑声显然与这里的气氛不合。

鲁迅是孤独的人，“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孩子们会不会打扰先生呢？

我转念一想，也许先生乐意看到、听到这一切，先生的努力，正是让后世的孩子拥有笑脸和笑声——尽管今天的笑脸和笑声与昨天的笑脸和笑声一模一样，仅仅属于童年。

对于枣树来说，秋天是一个苛刻的季节，“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对于鲁迅来说，秋天是一个真正沉下去的季节，像大水缸里的一粒米，慢慢地沉到最底部。

《坟》中的杂文是鲁迅杂文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之一。

秋天，奏响的是失望的序曲。

秋天之后降临的是萧条而冷酷的冬天。

可先生何尝害怕过失望呢？

他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尽管他自己已然弱不禁风。

秋天是热与冷、明与暗的过度，是颓唐的辉煌，是无奈的挣扎；秋天出生的鲁迅则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与光明交界线上的牺牲者。

鲁迅与秋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作为一个中间季节的秋，转瞬即逝，尤其在北京。

这个坚硬而明亮的金属般的季节，却蕴含着黯淡与尖刻的情绪。

中国人的秋天，是孤魂野鬼最多的时候，这才有那么多祭祀，焚冥箔，燃河灯，送他们盘缠，为他们照路。

先生呢，在秋夜里，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扑在灯罩上的小青虫，便“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其实，茫茫人世间，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只自取灭亡的小青虫。

“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先生与夹在夏冬之间的秋天一样，感到既困惑又尴尬。

这是一个易老的国度。

像李守常那样保持青春热血的革命者只能被送上绞刑架——看你还能妙手著文章？

看你还能铁肩担道义？

丰子恺——还不到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进入了人生的“秋天”；而先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钱玄同所规定的“自杀线”，肺病开始蠢蠢欲动。

刚搬进新居，他就大病一场，吐血不止，余下的生命便全靠“熬”了。

“绿林书屋”的主人是个千夫所指的“恶人”。

他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包括亲人，包括时间。

墙上，我看到了那副有名的离­骚­集句：“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之先鸣”。

屈原是个悲剧的诗人。

先生呢，是悲是喜说不清。

他把自己，同时也把秋天看作“中间物”，他这样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

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真正了解了秋天，也真正了解了自己。

走出先生的故居，走远了，还能看到灰墙外落尽叶子的枣树；沈从文说：“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直想下跪。”可惜的是，现在北京空气污染越来越厉害，秋天的天空也­阴­沉沉的。

在这­阴­沉沉中，我忽然想到，先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去世的。

还是秋天，是深秋，寒意已浓的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