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的谈话

关于我自己

有同志问我是怎样推开诗的大门的？这问题很难问答。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个人看到了我桌子上的一首诗，出于好意写了封信：“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他是寄到左联刊物《北斗》去的，想不到居然发表了。以后我自己也就采用这种形式：“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这样就开始写诗我本来是画画的，一九三二年七月我被捕了，关在监狱里不能画画。但可以写诗。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诗当作神，也没有把写诗当作一件英雄的事情，或者说是受了奥林匹斯山的什么神灵的召唤。总而言之，自己有话要讲，就用诗来发表吧！这样就成了一种习惯，不断写，不断发表，曾听人说，我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和《我的父亲》是姐妹篇，讲得很好。《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监狱里写的，一天，我从监狱的窗口看到外面下雪，忽然想起了我的保姆，想着，写着，就一口气写下来了，它是我第一次用艾青的名字，托人带给李又然，在庄启东编的刊物《春光》上发表的。不久，李又然又来信，说这打诗轰动了全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排除了有意识地写诗。《我的父亲》就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来写的。很强烈地想写这个典型。他的环境，他的社会关系，都是我有意识要写的。

对于这两首诗，我还想多讲几句。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出于一种感激的心情写的，我的保姆你们可能认为很美，其实她长得不好看，诗里没有写她的相貌。她生了好多孩子，喂养我时已是第五个了，­奶­已不多，不可能哺育得很好。不过我幼小的心灵中总是爱她，直到我成年，也还是深深地爱她。《我的父亲》是在延安写的，和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相隔八九年。父亲这个典型完全是真实的，没有什么虚构。最近一个外国人想翻译这首诗，向我提出不少问题，例如，当时中国学生已受“进化论”的影响，那我父亲为什么还讲迷信？真迷信还是假迷信？我看是假迷信。他生活在农村，交往的却是县里的县长，镇上的警佐。警佐是吴晗的父亲，吴晗的母亲是我们村里人。小时我俩常一块儿玩。在那个地方，警佐很有地位和势力。另外，父亲还结交了军官、大学生，在“万国储蓄会”里有存款，订了《东方杂志》、《申报》，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样的时代产生了这么个人物。不过，他讲迷信有时又是真的。有一次，他头上被麻雀拉了泡屎，就递给我一个木碗，叫我去讨七家的茶叶，给他“洗晦气”，我不去，他一气之下把碗扣在我头上，血流了出来。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很不愉快的，父亲常打我。有一次我被打后，气得写了张纸条：“父贼打我！”放在抽屉里，他看见了，从此就不再打我。可见，有反抗他也害怕。我和家庭关系不好，还表现在从小不许我叫“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就使我直到现在“爸爸”、“妈妈”的音都发不好。这些都刺激着我产生反封建的意识和叛逆家庭的情绪。

我稍稍长大，就想赶快离开家庭；西湖艺术院的院长鼓励我去国外学我也想离家庭越远越好；就这样，我骗我父亲说外同留学回来可赚大钱，他给了我去法国的路费，我就跑出去了。从这些背景情况中你们可以看看，我同父亲的关系究竟怎样？是不是同情他？我说不！说“有同情”，可能有那么几句：他从祖上接受了遗产，经营了几十年，没增加也没减少。这是事实，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是有意识把他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来写的。我不违背真实。

要写诗的人谈自己的诗很难，我觉得自己这两首诗在刻画典型方面，后者比前者要好。不过后者是在延安写的，那时实际上已开始“整风”，需要写工农兵的、大众化的作品，写那个东西，当时在延安似乎不大适合。

我过去每天都写诗，有时候在没有灯光的夜晚写，两句交叠在一起了，第二天把它们分开，一般都没有什么修改。现在有时候也改诗，那是感到诗中的观念不淸楚，要讲的东西不淸楚，或者为了念起来顺口，合乎内在节奏。

关于突破

同志们问我近期的诗歌与早期作比较，有哪些突破，准备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写诗时没有意识到要突破，我是有感就写，想什么就说什么，总是被什么东西包围了，才有突破的必要。突破总是对于处在一种包围状态来说的。假如说现在诗要有什么突破，就是诗被大话、假话、谎话包围了。今后准备有哪些突破呢？现在我不知道，诗的现状怎样？如果现在的诗都是一般化，调儿都差不多，或者说是陈同滥调，那就需要突破，我从来没有在写东西的时候想到要突破什么。

关于生活、想象、真实的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