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我在沪杭路的车厢里,读着当天的报纸,着着窗外闪过的田野的明媚的风景,我写下广《复活的土地》--在这首诗里,我放上了一个解放战争的预言: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是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这活语在第二天就被证实了。芦沟桥的反抗的枪声叫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二
战争真的来了。这是说,原是在人民的忍耐中的,原是在诗人的祈祷中的,打碎锁链的日子真的来了。这时候,随着而起的是创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这样的呼声,从最初的意义上说就赴迥异于侵略者的,或是国家主义的,或是军国民精神的一种呼声。这样的呼声,更和封建的军民之间的关系绝缘;这样的呼声,必须把这战争看做和全国人民的生活要求,革命意志毫无相间地连结在-起的一个事件。
在三四个月长期的沉默之后,我才写了一首《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
这是一个誓言。这是我为自己给这战争立下的一块最终扱的界碑。
三
于是我在战争中看见了阴影,看见了危机。早在三年前,我已看见了汪精卫的动作与表情,与一个像发自播音筒里的没有生命的语言。还有,他的那颗被包裹在肋骨里的,早已腐烂了的心。
我以悲哀浸融在那些冰凉的碎片一起,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不幸地发现了:
……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而我更使自己知道战争的路给谁走是最艰苦的,而且也只有他们才会真的走到战争的尽头,才会真的从自己的手里建造起和平--真的和平,而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不是投降,不是挂白旗的和平。
四
我到了北方。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每天列车运着无数的士兵与辎重与马匹驰向前线。
我曾和一些朋友,在车站上和潮湿的泥地上睡眠--为了向民众宣传。我曾看见有些人如何对抗战意工,如何阻碍着发动民众的工作。但我更看见了民众的力量在无限止地生长,扩大到任何一个角落--当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些纯朴的青年,因爱好真理而爱好了文学和因爱好了文学而爱好了真理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最勇敢而坚决的战斗员。我也接触一些民众,他们已学会了理解战争,他们的语言常常流露了自己单纯而最本质的愿望望。他们是新的中国的基本的构成。
回到武汉之后,我在这种新的信心里,写了《向太阳》,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写了《吹号者》,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种忧伤。这忧伤,是我向战争所提出的,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
不久,我就回到了农村。写了许多田园诗,这些诗多数写的是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顿,连我自己也不愿意竟会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地的忧郁。
但是假如我们能以真实的眼凝视着广大的土地,那上面,和着雾,两,风,雪一起,占据了大地的,是被帝国主义和封违地主捜刮空了的贫穷。这是比什么都严重而又比什么都更迫切的:就是合理地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抗战建国的基本问题之一。
今年五月初,我写了《火把》,这可说是《向太阳》的姊妹篇。
这是我有意识地采用口语的尝试,企图使自己对大众化问题给以实践的解释。
最近我正集中全力写长诗《溃灭》,以法国政府拂逆了民意,驱迫人民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到危急时又惧怕武装民众,最后不得不屈膝求和,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经过。
此外我写了一些散文:写了几篇论文;-篇《诗人论》,一篇《诗论》。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