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我们不管如何讨论这个问题，但在像我这样的作家的认知中，我觉得目前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多元格局当然还有许多的问题，但还是五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来难得的。***经过胡风事件、反右斗争、十年“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多元格局的确是来之不易。无论有什么“泡沫文学”、“大花猫文学”，我觉得毕竟是没有出现那种一提“主观战斗­精­神”便一伙人关进监狱，或是一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没提浪漫主义或是“现代主义”之类，就被打成右派，比起仅仅主张写“中间人物”便要惨死监狱，那要好得太多了。也许“大花猫”之类的东西你觉得不够伟大，不够永恒，但你也不必去横扫，你可以提供，还可以自己去写“非”大花猫的文学。或者你看到有的是写永恒名著的胚子，你可以培养他，现他，但也不必这么愤愤不平。

张：我看不少人这种愤愤不平是一种对自由的恐惧，就像曹禺《北京人》里面的曾文清，要给他自由，他都不敢要。这种况，我认为是来自于一个“现代­性­”的焦虑。ww这个焦虑是基于“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的矛盾。现代的追求的东西实际上相当具体，相当实在，日常生活的改善实际上是极为世俗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实现的过程极为伟大。像当年一些写理想实现的戏，诸如田汉老前辈的戏《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除了又有钱又舒适的东西，体现了“理想”的物质条件一下子到来的景，这种畅想其实还是很乏味的。而上海有个作家陈继光，这个人专写一些高技术对人生活影响的科幻式的小说，但似乎也不太成功。由此看来，写满足、享受或成功的作品也不甚有趣。这说明写作者追求很终极的目标，但弄出来却是种相当平庸的想象。如果看到人类追求的目标的世俗­性­，那许多人是会失望的。一句话，“现代”就是以伟大崇高来追求平凡。目前，中国的社会正是在一种世俗氛围中走向生活的进一步的改善，这造成的失落与反抗也的确厉害。

刘：你看这些崇高、理想的诉求，可以说是针尖，另一些可能是针鼻，针尖是刺破，针鼻拖着**的长线在扯动。针尖不断刺破，针鼻不断缝合，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关系。但也不排除有相当的危险­性­在里面，这种危险我们还是不能不正视的。当然文化人中有这种文化冒险的冲动，但只要不为政治力量所利用，就尚不至造成很大的威胁。但一旦它否定中国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甚至主张回到某种“**”之中，如某种禁欲主义，这我认为是很可怕的，我要坚决反对的。如“三陪”现象，我当然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坏现象，这的确败坏了社会风气。但解决这种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却也为我所不取，就是让­妇­女一律不许到公众场所去，否则就严厉处置。这的确可以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但这恐怕是最坏的解决办法，最坏的思路。

张：我看市场经济中面对的问题，只能依靠法制，当然也需要道德上的制约。但道德化、道德主义恐怕不能搞成神学，不能搞成一种道德**。一句话，应该有一些界限，道德宣传不应以强制的、极端的方式进行。同时还有一个身体力行的原则。提倡道德的人先得自己行一致，要身体力行，否则就弄成“假道学”了，变成对自己的一种嘲弄，就更滑稽了。宣传道德的人先你要有一个道德上的承诺，你必须恪守你倡导的道德准则。钱钟书先生在《谈教训》一文里讲，假道学是把道德变成了一种艺术，真道学只好死后进天堂，假道学则生前就上讲堂。这当然是幽默，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如果你都不信你宣传的东西，那你宣传它不就成了欺骗，成了最大的不道德了吗？比如有人猛批商业的炒作之类是堕落，但他反对商业炒作的大著却又要通过这种炒作来推向市场，这恐怕就极为无聊了。批判别人的时候，如果不批判自己的话，那就是一种“假道学”的生活方式。

刘：商品化、消费化的冲击带来了许多文化上的新现象。像《渴望》开始的这种电视剧的制作，像流行歌曲之类的现象，确实提供了一个相当丰富的“俗世”的景观，这要引起思考。而不是回避或自己躲在家里生气。敢不敢直面俗世，其实是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工作。恐怕很激愤、很恼火、很不痛快用处也不大。我觉得还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为好，太急太躁，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出事。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