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赖来义是个私塾先生,靠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我母亲张氏生了两个女儿,因营养不良患水肿病,溘然去世。从此,家里生活更加困难,忧郁苦闷的父亲为了解脱,竟抽上了鸦片烟,最后家里更穷得揭不开锅。
14岁那年,走投无路的父亲,把我卖给杰村圩一户姓谢的人家做童养媳。
第二年春天,红军开进杰村圩。在村里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派出宣传队,四处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区妇女改善委员会。我得以脱离谢家,报名参加了区妇女改善委员会,后来担任改善委员会主任。那年我刚满17岁,更名赖月明。
解脱了婚姻的牢笼,我无忧无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作里。1932年4月,少共中央通知,送我去瑞金师范学习培训。
我高兴地进入瑞金师范读书,原定6个月,但不久便被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隆隆炮声轰断了。
1932年6月上旬,少共中央组织部将我分配到少共江西省委。当时,少共江西省委驻扎在宁都县城北门的一条小街上。书记张绩之找我谈话,要我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
不久,粤北南雄水口大捷。中央红军主力打垮了“围剿”的粤敌20个团。配合主力作战的江西红军回到宁都作短暂的休整。少共省委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慰问演出。
戏台搭在城郊,七里村一个土岗子上面。稀疏的松树间,四边的草地坐满了黑压压的红战士,火把星星点点地眨眼儿。文艺队演出了不少节目,如《父与子》,《空山计》、《十杯酒》、《小放牛》、《龙冈扭职》、《送郎当红军》、《活捉侯鹏飞》等。演出最后,由我与少共省委宣传部长李美群压尾,对唱兴国山歌。
李美群也是个兴国的田螺妹子,在机关工作时间久,胆子很大,一对眼珠骨碌碌打转溜,两只手赶圩儿似地空甩。
我这个人没有哪般过人之处,对歌儿却天生有副好嗓子。小时候放牛,这岭一个,那坳一双唱得多了。但这么大场面我却没见过,起初,不敢抬头,也不敢放大嗓门。唱了几支山歌,听得下边掌声呼啦啦山响,我的胆子便壮了,扬起脑壳,脸孔红扑扑地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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