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高考，倒没有多少“黑­色­七月”、“一卷定终身”的悲壮意味。我从小成绩优秀，轻轻松松就能够得到全班第一名，在学习上从来没有让父母担心过，自然也不会感觉到来自父母或老师的任何压力。父亲只对我说过两句话：第一，考试是你自己的事情；第二，考试就好像平常做其他事情一样，不做则已，要做的话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得最好。除了家庭气氛的宽松以外，我之所以能够将高考“日常生活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跟一般考生不同，我“有幸”经历了两次高考——并不是第一年没有考上、第二年复读再考，而是在念高二的时候，我就跃跃欲试，在征得老师和学校的同意之后，“半合法半非法”地提前一年参加了一次高考。

在高二的下半学期，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我匆匆地从高二的教室来到高三的教室，也就是从教学楼的二楼来到一楼——校方为了节省高三学生的时间，特意将高三的教室安排在一楼。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个靠前的座位，于是我便开始跟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师姐们一起上复习课了。相对于理科来说，文科的复习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历史、地理、政治这样的一些科目，更多的是记忆力的较量，而记忆力向来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强项。因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没有“成王败寇”的紧迫感，在拥挤而局促的教室中显得像一条自由的小鱼。听课之余，我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着高三同学们的喜怒哀乐：一张模拟试卷，可以让一个女孩微笑或者流泪；黑板旁边的“倒记时”牌，每天都在警示着高考的日渐临近；下课铃响了之后，老师“拖堂”的时间越来越长；体育课取消了，大家羡慕地张望着­操­场上生龙活虎的低年级同学。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加班加点到深夜，睡眠普遍都不足，到了炎热的下午，“瞌睡虫”们便倾巢而出，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人便被它们俘虏了。这时，老师少不了要猛拍几下“惊堂木”（一般是黑板刷子），同学们这才睡眼惺忪地清醒过来，继续听讲、继续做题、继续背书。

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那也是一个短暂的夏天。人对时间的感受，在漫长与短暂之间游动着。有时候盼望高考推迟一点来到，这样使自己可以复习得更充分一些；有时候却又希望高考早一点来到，早日考完，早日结束这颗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高考那天终于来临了，而我的复习计划并没有得以“天衣无缝”地实施——复习和考试永远是一项令人遗憾的“艺术”。但是，高考既是一场智力和体力的比赛，又是一场心理素质的比拼。我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参与，一开始便比其他人领先了一步。这几天的考试，我都显得轻松自如，虽然也遇到过不会做的难题，但我并没有紧张出一身冷汗来。

后来，高考的成绩公布了。比我预想的分数好点，但还不足以进入我梦想中的北大——参考前，我与中学就有“君子协定”，我保证只在志愿表上填“重点大学”的第一栏。我们中学当然不希望像我这样的优秀学生考进二流、三流的大学。我没有被录取，但我的成绩已经让许多高三的同学眼红了。

度过一个暑假，我又“背着书包上学堂”了。在这一年“正式”的高三里，我把每一本课本都背得滚瓜烂熟，各式各样的模拟题也做完了上百套。现在，总算能够“成竹在胸”了。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当我再次走进高考考场时，心中不禁暗暗发笑：一样表情严肃的监考老师，一样长长的、雪白的试卷，一样削得尖尖的特种铅笔，一样脸­色­发白的一群同学。不一样的，是我这个颇有沙场经验的“老将”。这是我的“二进宫”。

这一年的天气，比前一年更加炎热。我的位置在教室的边上，下午明晃晃的阳光照­射­进来，真有些挥汗如雨的味道，不过我的心中却宁静如水。

不出我所料，我自己很得意的那篇高考作文，被评为该年四川省仅有的几份满分作文之一，并作为“标准卷”印发给阅卷场上的老师们参考。

其他科目的成绩也发挥得很正常，总成绩比“牛刀小试”的前一年提高了几十分。

我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跨过高考的门槛，一条“光荣荆棘路”在我的面前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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