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几乎可以说不存在所谓人口限制。如果城镇的数量增加，城镇所使用的资本增加，资本所雇用的工场工人迅速增加，而工人的平均工资保持原来的水平，并且不把农村每年增加的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吸收进来，那么，按照现在人们的习惯，他们的生活一定会象1846年以前的爱尔兰人那样悲惨。另外，如果我们工业制品的市场，暂且不说衰落，只要不象过去50年间那样迅速地发展，我们也难保不遭遇与此相同的命运。尽管我们不徒然预测这样的灾难（希望工人们的伟大而且不断增长的理智，会使他们的习惯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回避这种灾难），然而目前象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多塞特群、贝德福郡、白金汉郡这样一些最排外的农业地区的劳动者，其现状已足以令人心寒。这些地方的劳动者，家庭人口多，而且即使在充分就业的时候，其每周的工资也只有8－9先令，所以有时就成为公众同情的对象。然而，只是同情是不够的，现在已经到了认清实情而采取有效措施的时候。

不幸的是，人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不用良知，而是只凭感情。人们固然往往对于贫民的困境逐渐加深同情，认为贫民有受到别人救济的权利，同时都几乎普遍地不愿正视贫民处境的真实困难，根本不愿注意他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所应具备的各种条件。关于劳动者生活状况的讨论，关于劳动者悲惨状态的感叹，对于对此漠不关心者的谴责，以及想要改善这种状况的各种计划，在世界各国和各个时期，都没有象现在那样普遍。但是，这些论客无形中都忽视了工资的法则，或称之为“狠心的马尔萨斯主义”，把它抛在一边。但是，告诉人们可以多生孩子（孩子出生后肯定是可怜的，大部分将会堕落），比告诉人们不要生这样的孩子更为“狠心”。另外，人们虽然认为反对生育是残酷的，但是他们忘记了这种生育的行为既是当事者“对动物本能的屈从”，又是当事者“令人厌恶的权力滥用”。

半野蛮状态的人类具有野蛮人共有的怠情与寡欲，在他们未脱离半野蛮状态的时候，是不宜限制人口的。当时人类的心理必须有物资缺乏的压力，才能够刺激其劳动与创造力，从而完成过去人类生存方式上所有变革中的最大变革。正是因为这种变革，才使近代产业生活战胜了狩猎、牧畜和军事（或掠夺）的社会状态。同奴隶制度也起作用一样，物资缺乏在当时也起作用。而在当今世界的某些角落，即使有了比较文明的社会伸手援助，这种物资缺乏也许仍会起作用。但是，在欧洲，如果说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即贫困的生活使人们变成较好的劳动者或较文明的人的时代，那么现在它早已不再存在了。相反，如果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比较富裕，那么他们显然会更有效地劳动，并且成为更好的公民。因此，我要问，他们的人数如果减少了，他们的工资是否会高一些？这就是现在唯一的问题。撇开这一问题，去抨击马尔萨斯和其他著述家的非主要的观点，以为这样的驳斥可以否定人口原理，那是徒劳的。例如，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粮食或许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这原是一种比喻，并不重要。有些人抓住这句话，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但是，任何公正的读者都知道，马尔萨斯并未重视用数字的­精­确度来说明不能用数字证实的事物这一不成功的尝试。另外，凡有推理能力的人都会明白，这一说法对于马尔萨斯的论证来说，完全是多余的。马尔萨斯的早期信徒的片言只语，曾经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修正，现在有人对此极为重视。有些作者曾说，人口的增加有快于粮食增加的倾向。这种主张的原意是，人口如果未受死亡或谨慎明智行为的限制，那么，在多数情况下．其增长快于粮食。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不错的。但因这些限制，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地方，其发生作用的力量是不同的，所以把这些著述家的话解释为人口的增加总是快于粮食的增加，结果是人民越来越贫困，这也未尝不可。按照上面这样的解释，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社会越文明，谨慎明智的限制力就越强，人口的增长速度（与粮食相比较）就越缓慢。如果认为，在任何进步的社会里，人口的增加有快于粮食的增加或者其速度与粮食相同的倾向，那么，这样的主张是错误的。这里所用的“倾向”一词，其意义与有些著述家所说的“倾向”完全不同。不过，暂且不说这种用词的问题，在一些古老的国家里，人口紧紧地逼迫着粮食，这是两派一致承认的。尽管这种逼迫在减轻，但是最贫困的劳动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还可以有更大的改进。人们希望在进步的国家里，经常能出现某些改进的倾向。然而，不论过去或现在，这种倾向都极其微弱，举个具体例子来说，尚未发展到使威尔特郡工人每周的工资超过8先令。这里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工资额，对一个工人来说，是否充分而且适当？因为，如果不充分，而且不适当，则象已经存在的事实那样，人口对于工资基金的比例就属过大。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人口的压力与现在相比是更为严重还是不那么严重；这在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人口与工资基金或粮食的比例在改善，那就希望通过适当的帮助和奖励，使改善的程度更大一些，速度更快一些。

然而，关于这一问题，争论的对手不是理­性­，而是一种嫌恶的感情。这种嫌恶的感情，用尽一切方法回避承认不受欢迎的事实，只是到了实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才勉强承认。因此，必须进而详细探讨这些回避的方法，必须攻克人口原理的敌人所占据的每一个阵地。那些反对人口原理的人，并不要求劳动者实行任何自制（不论是强制的还是自发的），也不要求对动物的增殖力进行比现在更多的限制。他们只是为劳动者寻求某种一时的避难所，寻求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某种貌似有理的方法。这个问题是下一章讨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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