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绝了教士的送终祷告，只是在诗中，在这样一种念头中寻找安慰：“我卑微渺小，但我的痛苦却能不朽。”这位勇敢的行吟诗人昂首步上断头台，没有唱赞美诗，也没有祈祷文，而是大声朗诵他的朋友龙萨的名篇《致死神》：“死神呵，我等待你，好心的朋友\/使我摆脱不堪忍受的痛苦。”在砧板前，他又抬起头，喊了一声（叹息多于哀怨）——“忍心的女人呵！”然后，面不改­色­地把脖子伸出去挨刽子手的斧子。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死也带着抒情史诗的韵味。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韵味一去不复返了。

爱情成为一项买椟还珠的活动，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在司汤达的笔下，在莫泊桑的笔下，我看到了死气沉沉的客厅和卧室，死气沉沉的丈夫和妻子。

嫁妆比爱情重要，面子比爱情重要——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比爱情重要。

夏特利亚尔作为情场的堂吉珂德，隐没在历史的地表之下。

在他人头落地的瞬间，激越的爱情也无可奈何地死去。

人类的进步总得付出代价，包括牺牲爱情。

这是残酷的，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我怀念夏特利亚尔，如同怀念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

他比歌德更懂得什么叫爱情。

三陈凯歌在拍《风月》时，反复说，爱情的激烈程度“那是可以拔出枪向你开枪的”。

是的，激越之爱多少是蛮不讲理的。

坡坡坎坎，要过去，也只能不讲理。

我想起了最不讲理、也最讲理的郁达夫。

郁达夫青衫红粉、走马江湖，蓦然回首见到了王映霞，中年的颓唐顿时化作少年的激越。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他的攻势是猛烈的，如同赤膊上阵的许褚。

郁达夫的朋友都没有想到，他居然这样专一地去追求一个女子。

达夫说：“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他已隐隐感觉到激越背后的悲剧­性­。

岁月不是白过的，不是这里，便是那里，隐伏着暗礁，你能躲过吗？

在读达夫致王映霞的情书时，我感到人生最苦的便是爱情了。

“我们只要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哂笑，也可以不去顾忌。

映霞，我只怕你心要动摇，要看到那些世俗的礼节虚荣而动摇，所以我诚诚恳恳地求你，求你信赖我到死，把我当你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看，比你一切礼教、虚荣、金钱、名誉都要伟大。

因为我对你所抱的真诚之一，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斩钉截铁的语气，掩盖不了对未来的恐惧。

如陈凯歌所说，拔枪­射­击固然激越悲壮，但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还有如此魅力吗？

达夫的长处正是他的短处，音­色­太好的琴弦总是易断，激越的爱情往往不易维持。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爱情到了举重若轻的阶段，总是掺入“怕”的因子。

甜蜜是理所当然的，可这是付出代价的甜蜜，包含着生命的痛苦。

达夫爱映霞自然毫无疑问，但映霞呢？

她承受不了达夫异于常人的、波浪形的情绪，达夫的紧张、达夫的敏感、达夫的颓唐，她无法理解，自然也无法用似水的柔情去化解。

两人结婚十年，日日厮混。

达夫在西子湖畔筑风雨茅庐，自以为“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

谁知一次远行、数月分离，乃有悲剧的诞生。

达夫托好友许君照顾映霞，两人因而苟合。

我无意对王氏和许君作道德上的指责。

在我看来，激越的爱情从本质上就是短暂的，达夫与映霞能维系十年，已是奇迹。

即使没有许君的介入，他们俩人也没有“天荒地老”的可能，冲突和裂缝早已在达夫离开前出现。

一九三八年一月，达夫动身返家，在福州王天君殿求得签诗：“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不得，鸣鸠已占凤凰巢。”诗句奇突，达夫一路心境低沉。

归家后果然闻变，晴天霹雳，之后心如死灰。

“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此后，两人又有数年之分合纠缠，乃至在报纸上刊登决裂之启示。

昔日之情意被愤怒和厌倦所取代。

杭州沦陷之后，日军焚毁了达夫一生心血修筑的爱巢。

家事国事大变，在抗日的烽火中，达夫一瓶一钵走天涯，漂泊到苏门答腊。

狂夫忆家却无家，浪子无情情最深，最后在­鸡­鸣风雨中以身殉国。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郁达夫“这一个”人。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这好男儿当永生。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持续的痛苦、没有难以抗拒的敬畏、没有临深渊的感受。

我们的存在是脆弱的，美丽的事物与情感也一样。

激越地爱过的人，站在象牙塔的顶端，默默地凝视着最久远的时间、最遥远的国度。

由于激越，由于激越中的悲剧­性­，由于激越的洗礼，一种新的生活于是开始。

四帕斯捷尔纳克在致情人奥尔佳•伊文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当我写信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对你的感情。

要是能够亲吻你而不是以笔和纸来表达爱情，那该有多好！”年过六旬的诗人称奥尔佳•伊文斯卡娅为“那么亲爱的饱经痛苦的女人”。

一九四六年两人相识的时候，他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五十六岁，结过两次婚；她是文学编辑、诗人的崇拜者，三十四岁，正在寡居，有一个女儿。

一切都没有阻止爱情的发生，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是幸福的，但给彼此带来更多的是痛苦。

一九四九年伊文斯卡娅被捕入狱，官方要求她交待帕氏的“罪证”。

但她在威迫下没有背叛爱情。

帕氏也深爱着她，由于集中营中只允许与近亲通信，他便以“妈妈”的名义给她寄去明信片。

“我写给你的信本当像柔情与忧伤的激流一般从心窝里径直向你奔涌。

但，这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激越的爱在残酷的压制下，成为潺潺的潜流。

正是这样的爱，成为帕氏创作《日瓦格医生》的巨大动力。